“白左”的问题

应该说“白左”思想反映了西方政治实践、宣传体系的真实问题，性质上是进步的，但对于解决国内外主要矛盾帮助不大。

近期在西方比较流行的、由“白左”提出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一词就是源于解构学说，它认为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文化符号的“挪用”，例如美国人穿旗袍、收集非洲工艺品，都是欧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蓄意扭曲，应该加以批判。

面对傅满洲等美国的“文化产品”，这种批判对于解构西方文化霸权有积极意义。但若将文化挪用视作主要矛盾，则无助于解决国内劳资矛盾、国际南北矛盾。在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的当代美国，经常出现“白左”批斗普通人，因为他人收藏的异国装饰品上纲上线的事件，这些事件总体上强化了美国社会对进步主义的反感。

自里根以来，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产业链外移、技术革命等因素影响下，美国贫富差距加大，大量本土劳工面临经济恶化困境，甚至结构性失业。

美国弱势群体选择在参议院里被认为“最左”、擅长演说和辩论、本身又是黑人的年轻参议员奥巴马，希望奥巴马能兑现“我们能改变”的承诺；奥巴马提出一系列旨在扩大政府开支、帮助弱势群体的进步主义政治路线图，在奥巴马执政的鼓舞下，以及新兴媒体的支持下，美国进步主义者展开声势浩大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运动，各种“弱势群体”开始通过社会运动声张权利。

但奥巴马执政八年后，身份政治并未解决劳工经济问题，甚至未能解决黑人社区犯罪率较高、警察歧视性执法的问题，总体而言美国社会矛盾呈上升趋势。对身份政治的厌恶直接导致一些选民在2016年故意选择反“政治正确”的特朗普，或者直接面对自由主义经济系统性问题的桑德斯。

“白左”的问题来自几个方面：

其一是斗争方式失当。“白左”擅长对概念进行解构，但经常将斗争扩大化，成为美版“文化大革命”。

“白左”群体在媒体上对“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概念和文化产品进行审查，希拉里2016年号召支持者“检举”朋友家人圈里的特朗普支持者，这些行为不但激发温和派民众本能反感，而且引发欧美民间对“共产主义专制政治”的仇恨。

其二是在辩论中“因信称义”，因而难以服众。

身份政治的大部分参与者缺乏政治学训练，惯于以身份区分敌友，认为“黑人”、“女性”、“LGBT”等标签天然带来正义性，而给对方扣上“种族主义”帽子就可让对方受到主流社会谴责。随着身份政治泛化，美国社会对于“种族主义”指控的敏感度下降，反倒令激进右翼运动收获一批厌倦政治正确的拥趸。

其三是选择性执法。

例如部分女权活动家专注于欧美国内“维权”，但并未对有真正迫切需要的中东、非洲国家妇女给予实际援助。在国内，“白左”的政治正确首先针对黑人、女性、少数性向群体，但对老人、亚裔的支持较少。

当然，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权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议题；但在不同弱势群体、不同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动物更加平等”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中，第一点可以归因于长期处于民间的“白左”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可以说情有可原。第二、三点则暴露出“白左”的软弱性，一些西方年轻人参与进步主义运动只是为了获得心理满足感，并没有深入参与左派政治运动的觉悟。社会心理学理论认为，群众参与社会运动以获得共同身份，从而获得被尊重感（dignity）。

当前美国贫富、种族、意识形态、虚实经济四大问题难以彻底解决，美国社会对黑人、女性、移民的歧视客观存在且难以缓解，这些群体有动机自发寻求平权；“白左”看到上述社会问题并同情弱势群体，这种朴素感情是合理且正当的。但美国进步主义者缺乏阶级意识和视野，因此只能为小群体争取权益，无形中将社会分化；在小群体间出现矛盾，例如常见的黑人欺凌亚裔事件中，“白左”仍暴露歧视行为。

从历史来看，美国的工人运动就具有这样的小团体特点，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工人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与资本家流血拼杀，其斗争惠及后世；但与此同时，美国白人工会也打压甚至屠杀华工，对其他移民、低技术工人也不友好。当前反倒是班农、卢比奥等右翼民粹人士公开声称要建立“跨种族的工人政党”，这对于“白左”不能不说是莫大讽刺。

班农（资料图/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