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对待激进智库言论

应该看到，智库报告与政治人物讲话、社交平台活动等信息一同构成了美国的政治环境，如果政治环境在某个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决策者和民众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信息输出者的影响。例如美国社会当前反华情绪不断攀升，国会两党将反华当做“政治正确”；而美国智库早在奥巴马访华之后就开始输出“中美对抗”论，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对华态度的转变。

当代美国精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感根深蒂固，一方面意识形态能够为美国霸权提供合法性，一方面它也是国内矛盾的调和剂；从2009年以来，多个美国智库高度重视所谓“中国威胁”，因而成为中美关系的积极破坏者。

在2020大选尘埃落定后，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很快发布题为《中国对民主：最伟大的游戏》的报告，为拜登的“民主峰会”倡议呐喊助威。由于美国智库对拜登新政府“拨乱反正”寄予厚望，许多智库都在近期的外交报告中采取类似调门；这些报告很可能影响拜登施政，对中美关系缓和起阻碍作用。

但在具体政策实施上，智库报告很难全盘付诸实践，我国不用对诸如《更长的电报》、《中国对民主》这类报告太过敏感。

冷战活化石：更长的电报

第一，当代美国智库实质上仍是利益集团的政治说客，这种现象往往导致智库的政策主张具有明显倾向性，不同智库之间也会产生竞争。

民间监督组织Transparify对美国35家主流智库进行调查，发现其中25家在资金来源上不透明。《纽约时报》2016年刊文声称，尽管主流智库标榜其学术独立性，它们仍然成为背后金主的游说工具。虽然对抗中国成为政治正确，但美国智库利益立场不同，在策略建议方面自然存在争议；例如在TPP问题就存在不同政策主张，而其背后是美国跨国资本、金融精英联盟与本土资本、本土劳工联盟的的角力。

第二，智库为扩大其影响力往往会尽可能全面地罗列政策建议，类似我国古代谋士的上中下三策。一些建议可能引起广泛关注，但并不具备可行性，也难以真正成为政策或法案。缺乏政治人脉的特朗普或许会聘请博尔顿等激进人士参与施政，但政治经验丰富的拜登拥有大量专业阁僚和顾问，能够过滤一些明显会招致外交事故的决策。美国媒体炒作智库报告，一方面是彰显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向总统和国会施压，但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有选择性地接受建议。

第三，智库报告本质上是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除了彼此竞争，还要与专业游说公司、民间组织、外国和官员自身竞争。2019-2020年的第116届国会期间，美国众议院提出了数百份涉华提案，但只有15项获得表决通过，立法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传统基金会等大型智库往往直接联系议员个人，彭斯和蓬佩奥将来可能成为智库联系两院共和党的“特使”；但在席位过百的国会，说服多数议员通过立法也绝非易事。

总而言之，彭斯等人加入的智库是强硬外交政策的积极推手，传统基金会等组织在将来可能推出更多旗帜鲜明的报告。与彭斯等人类似，大量曾经活跃在美国政坛的强硬派也在通过智库发挥影响力，美国智库动向值得我国重视。

但总体而言，智库仅仅代表美国部分群体的利益，智库观点未必转化为拜登政府的官方态度。未来美国仍将出现诸如《更长的电报》的报告，以及来自前政客的大嘴言论；我们可将这些动向视作美国近期重要舆情，但应理性看待其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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