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甩锅中国有利于塑造特朗普“反华斗士”的形象，进而夸大特朗普在第一阶段贸易战的成果，为第二阶段贸易战造势；由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至今仍然深受美国民众欢迎，以炒作“中国赔款”、“拒偿债务”的方式打经济牌符合选举政治的逻辑。事实上美国国会的共和党强硬派比特朗普本人还要激进，特朗普至少面对着继续与中国打交道、协商解决国际问题的压力，国会的共和党政客、地方政客则可以毫无负担地提出索赔、封禁言论、废除华为公司专利等主张，煽动选民情绪，掩盖自身无能。

在美国人设计的制度中，反对党对于激进的当权政客可以起到一定制约，但这种制约在民粹时代的作用相当有限。在“红皮书”中，共和党很明确地炒作民主党对华软弱，民主党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没有形成有效制约。首先，反华已经成为共识，主张对华友好的政客，如布隆伯格，很快会被边缘化；拒绝跟风抹黑中国的部分美国科学家近期也遭到攻击。

美国党派政治自里根和纽特·金里奇以来逐渐激化，已经进行到一个“博出位”的阶段；左翼政客只能通过桑德斯、奥卡西奥-科泰兹这类“网红”政客的反向炒作来争夺话语权，而这些政客为了维持关注度就必须迎合左派粉丝，在香港问题上炒作言论自由，抨击中国人权状况。其次，美国当前的两极分化使得特朗普可以无视反对声音强推政策，转而让所谓“亲华派”承担政治风险；如果某州长、某企业家主张对华亲善，但他们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特朗普完全可以不考虑他们因反华政策受到的损失。当前美国一些地方官员要求特朗普正视病毒问题，拒绝跟风炒作“中国有罪论”，但对特朗普政府的实际制约不大。

再次，民主党推选出来的“挑战者”拜登老迈保守，难堪大用，只需特朗普稍微炒作拜登的“中国关系”，拜登团队便开始跟着发布强硬言论，在特朗普的主场跟着特朗普的节奏起舞。

最后，美国总统在危机时刻享有“战时红利”，可以通过号召团结推高支持率，给反对党戴上“破坏大局”的帽子。

在疫情期间，无论是拜登、佩洛西还是民主党左派们都小心翼翼，避免被特朗普和共和党抓住把柄，民主党对议员炒股、大公司领援助的抗议也成效有限。失去了竞选造势的机会后，民主党要想动摇特朗普的执政显然更加艰难。如果不是特朗普昏招迭出，在老年人选民、摇摆州选民等群体里逐渐失分，特朗普对拜登的优势只会更大。

第四，反华民意基础是短期政策和一些长期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和党的“红皮书”政策与民间情绪相互激化。美国大量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匮乏得匪夷所思，美国媒体多次播出在街头请民众看图认国家的节目，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对中国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因此美国民众在评判外交政策上大量依赖自身的本能反应，这就带来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文明外衣下的种族主义，虽然美国左派长期批判，种族主义却在“尊重地方传统”、“美国精神”等口号下生存，而且凭借地理圈子、社交媒体“回音室”圈子不断繁衍。其次是美国反共传统、新保守主义思维、全球化实践带来的制度优越感，美国民众和政治思想家鼓吹美式民众的优越性，对其他制度天然不信任，认为他国政策天然不具有正义性。

美国整体意识形态偏右，不但仇视集体主义，而且有大量美国人认为二十世纪的不同意识形态对美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有责任主动发起捍卫意识形态的战争。美国思想界甚至产生了“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为美国的干涉政策撑腰；它认为“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天然容易产生冲突，避免冲突的途径就是民主化，因此美国对外发动战争是“专制国家”的责任。

随着美国与中国实力相对靠近，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与日俱增；在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文件中，美国首次将大国竞争定义为主要威胁，而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新一轮快速恶化。种族主义和制度优越论在中国身上微妙地结合起来，形成了美国民众今天对中国的看法：中国被美国视作继日本、苏联之后的挑战，但日本在二战后从未对美国造成军事威胁，后来又以电子产品、文化产品等证明了自身的技术先进性；而苏联虽然被认为技术粗糙、人民生活水平落后，却对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

如今美国人认为中国技术落后，军事也落后，但在阴谋家私人欲望的驱动下反美，于是出现了“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包括“黄祸论”）”共存的奇观。中国的“威胁”体现在资源竞争上，例如奥巴马声称，让中国人民过上美国式生活将是地球的灾难。但中国又是不堪一击的，因此美国媒体和宣传家不断放大中国的失败，寻找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时刻”、“戈尔巴乔夫”。在这些舆论宣传的作用下，美国右派叫嚣“打倒邪恶政权”，左派则幻想着“解救中国人民”，想让美国人民不反华显然是天方夜谭了。

这种畸形的认识也形成了美国精英圈子对华认知错位。美国的所谓“亲华派”学者中，不少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相信美国式民主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相信中美“精英交流”有助于形成中国“自下而上”（bottom-up）的改革。在21世纪初的十余年里，美国有一大批学者热衷研究中国的基层民主和乡村自治，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党争；美国商界不断呼吁中国加强市场化改革，并做出配套的制度改革，让美国企业能进入中国市场；与此同时，洪博培、骆家辉等美国政客亲自下场煽动中国民众，试图推动“颜色革命”。

然而现实的发展令美国人大失所望，进而拒绝承认中国“四个自信”的民意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社会精英认为这一切是中国政府的阴谋诡计，抨击中国政府对社会和市场的干预，抨击中国“左倾”意识形态。笔者在华盛顿留学期间，曾目睹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怒斥一位质疑其反华言论的同学为“权贵子弟”；此外笔者也见到不少美国人抱有“我们反中国政府是为你们好”的心态，用“反政权不反人民”掩饰自身的制度傲慢。

2017年11月8日-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新华社）

近年来港台地区的一系列民粹运动也助长了美国左派精英的反华成见，右派精英如卢比奥、麦凯恩则借此大做文章。在这种心态作用下，美国知识界即使对特朗普千般不满也不会在反华立场上标新立异，最多是发出诸如“特朗普此举帮了中国”、“特朗普不宣扬民主”的抱怨。笔者的一位授业恩师是美国“亲华派”的代表人物，数日前在接受新冠疫情相关采访时尚且是李文亮、中国数据造假这一套说辞，其他美国学者和政客的想法更可想而知了。

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特朗普是美国精英选出来干“脏活”的“背锅侠”，一旦特朗普迫使中国开放市场，甚至扼制中国经济发展，民主党就可以在特朗普被赶走后坐享渔利；民主党辩论中拜登等人对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态度侧面印证了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