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工复合体的诞生

由于职业军人在军事决策方面无法被监督和挑战，AVF事实上在美国形成了一个美式刹帝利群体（warrior-professional）。这个群体受到高度尊重，并且事实上形成了艾森豪威尔在离职演说中提及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享有自主决策且不受监督的权力。波士顿环球报于2010年追踪研究了过去二十年中退役的750名上将和四星上将，他们中将近半数在国防部和咨询机构公众，在小布什执政的2004和2008年间，这一比例高达80%，可以作为旋转门的典型案例。

这种大权表现在多个方面，包括持高不下的军费、巨大的外交影响力和军事冒险主义等。举例而言，美国自建国以来共经历约330场军事部署（military deployment），其中过半发生在二战后；在1946-73年间美国进行19次军事部署，但在1973年AVF实施到2012年，美国用兵次数达114次。诚然这种对外用兵可说是维护超级大国海外利益的体现，但这种用兵频率也体现出了“职业军人”近乎穷兵黩武的好战倾向。

为了制约军人，美国制定了预备役（reserve）制度，少数现役部队不足以发动战争，而调用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需要联邦政府进行动员；然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中，征召预备役并没有成为阻碍新保守主义者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和军队在两地投入大量兵力。

除此之外，美军对平民权利的侵吞也随着反恐战争的展开而逐步显现；美国国防部对平叛行动（COIN）的定义即为“为同时击败和遏制叛乱并解决其根本原因而采取的综合性平民和军事行动”[3]。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美军组织协调跨国政治经济合作，并开展一系列侵犯他国主权的间谍活动。美军将领克鲁拉克（Charles Krulak）曾经提出过“战略下士（Strategic Corporal）”的概念，美军基层将士愈发频繁地承担非战斗任务，并对美国和任务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关系造成极大影响。

如果观众对美军的认识停留在海湾战争时期，那么大家很容易认为美国的高科技战争不需要付出人员伤亡；事实上这也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战略，通过战略轰炸减少地面部队投入。但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中投入地面部队，陷入与非传统对手的“治安战”，以及旷日持久的消耗。

驻阿富汗美军（资料图/IC photo）

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建国以来最长的战争，随着美国近期与塔利班谈判破裂，美军仍未完全走出“帝国坟场”的战争泥潭。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加起来的成本在美国历史上仅次于二战，人员死亡在美国历史上排名第七（在纯粹由志愿兵参加的战争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墨战争）；这两场旷日持久的非对称战争造成当地平民大量伤亡，甚至爆发过格拉耐空袭事件等袭击平民目标的丑闻。

战争不可避免地带来军事开支，除了先进武器的高额成本和维护费，更高的士兵生还率也导致伤员救治安置费用的攀升。而巨额军费也成为美国难以撼动的“政治正确”之一：由于美国社保、医保等开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高速上升，美国军费在财政预算中的占比事实上不升反降，这使得减少军费对于削减财政赤字的作用有限；随着债务天花板不断上升，华盛顿的政客转而对削减财政支出的问题避而不谈。

与此同时，美国军事行动部分交由非政府军事组织，如黑水公司进行，一些工程项目也承包给军工复合体内部的企业，这些外包行为使得美国政府和百姓对总体军费缺乏明确的统计数据。美国政府的任意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中，军费的比例相当大，实际上已经成了某种“固定支出”；军费与固定支出中的医保、社保等花销共同导致了当前美国政府缺乏活动资金、被迫靠海盗劫掠式的贸易战敛财的处境。

志愿兵役制和军工复合体的未来？

AVF在美国仍然拥有很高支持率，相比起被政府强行征召，大多数美国人选择让职业士兵为国家打仗。军工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一大利益集团，在小布什时期大力推进“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至今影响美国在朝鲜、伊朗、叙利亚等诸多热点问题上的政策方针。

由于南海航行自由对于美国海军的“全球到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军对美国在南海方面的强硬政策影响极大；从2001年王伟烈士血洒海空，到菲律宾等国就南海提交国际仲裁，再到近年来美国及其盟友舰队在南海的频繁出没，背后都有美国军工集团的因素。在今后的对华问题，尤其是台海、南海问题上，军工集团很可能成为反华急先锋，甚至主动寻求擦枪走火。在美国社会上，军工复合体不但会得益于目前的反华情绪，而且很可能成为日后煽动排华潮的幕后推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