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义务兵役客观上起到了劝学、鼓励生育等积极影响，但也无形中加剧了美国民众与义务征兵制度的矛盾；而随着时间推移，维持高强度兵役制度的社会条件也逐渐瓦解：

（1）随着美英苏三国于1963年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冷战初期近乎失控的核军备竞赛和迫在眉睫的核威胁开始淡化，美国社会的好战情绪随之削减，不少年轻人因此陷入迷茫。

（2）随着美军逐渐提高技术含量，并提出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等策略，机器的作用愈发重要，军队对战斗员的要求向着“少而精”的方向发展；全民皆兵式的制度，如普遍军事训练（UMT）则无助于培养能操作精密仪器的职业士兵。

（3）由于前述配套政策的推行，美国社会自1946年起产生了婴儿潮（Baby Boom），而大量在婴儿潮中诞生的美国青年为了获得兵役减免和优质岗位进入高等学府深造；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越陷越深，美国政府开始收紧先前给予学生的优惠政策，这导致越战期间的美国大学爆发此起彼伏的反战运动，也导致学生变成反对义务兵役声音最大的群体之一。

尼克松于1968年竞选时提出全志愿兵役制（All-Volunteer Force，简称AVF）。他的政治观点受到右翼经济学家安德森（Martin Anderson）的影响，此外尼克松也认为AVF能够安抚学生，让学生退出如火如荼的反战运动。他命令曾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任国防部长的托马斯·盖茨（Thomas S. Gates Jr.）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设计针对全志愿兵役制的军事改革。随后，美国在事实上实行了AVF制度。

虽然卡特政府仍然推出了新一版的选择性服役法案，要求18至25岁之间的男性美国公民和移民在SSS登记，并将登记与驾照、大学补助等社会福利挂钩，但自1986年以来就没有再出现过美国人因为逃避兵役登记而受到处罚的现象。随着军士长杰弗里·美凌格（Jeffery Mellinger）于2011年退役，美国已经没有通过义务征兵制度招募的士兵。

美国志愿兵（资料图/army.mil）

志愿兵役制与尊军风气

盖茨在加入委员会之前曾经是AVF的反对者，支持义务兵役。他代表反对者提出四个观点：

（1）AVF会损害军队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割裂民众与职业“雇佣兵”，削弱人民对军队的控制。

（2）AVF会造成军队充斥着低收入阶层和黑人。

（3）AVF会使得民众对于战争和外交漠不关心，美国在外打仗与老百姓的利益彻底无关。

（4）基于第三条，该制度可能会鼓励指挥官的军事冒险主义。

这些反对意见在现代或多或少地显现出来，二三四条显而易见（轰炸我国南联盟大使馆可能就是军方擅自行动）。而盖茨提出的第一条其实在美国形成了相当奇怪的现象，虽然美国民众对“雇佣兵”缺乏了解，但批评军队已经成为政客、媒体和老百姓的政治不正确行为。这种趋势的结果是形成强有力的军工集团，在内外矛盾激化时非常危险。

AVF一个重要的影响是美国社会普遍存在“负罪感”。如上所述，美国实行全国募兵之处有人通过花钱找人代为服役。在志愿兵役制推行以后，美国民众的逻辑是：因为他们挺身而出，我们才不用服役，因此我们应该感谢这些职业士兵。由于众所周知的美式价值观宣传，军人还被戴上“自由斗士”的冠冕，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流动性在许多职业领域开始停滞，穷人无法与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富人公平竞争，隐性的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但军队仍然是一个相对公平、以战功而非出身来评价个体的集体；除了穷人和少数族裔，部分移民，包括非法移民（如《梦想者法案》）也能够通过参军获得美国国籍，于是我们总能看到少数中国面孔通过参军成为美籍华人。这种上升渠道又使得美国军人成为“美国梦”的成功实践者。

这双重政治正确导致美国社会形成了“军人不会犯错”（the military can’t do wrong）的思维模式，不少左翼政客因为批判军人而声名狼藉。美国的议员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往往不敢批评军队，否则会被扣上“外行指导内行”的帽子；记者在涉及军队的问题上也不敢凭空编造事实，而所有去前线的采访都必须在美军保护陪同下进行，这就导致军方能够控制记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报道.

如果媒体和政客批评军队，他们往往瞄准职业官员，尤其是理论上统率三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几乎遇到的、克林顿在南联盟遇到的军队越权问题，很少被认为是军队的责任，而是总统管控无方。美国议会在宪法上对是否参战具有决定权[2]，但二战后的议员们从不敢使用这种权力。

批评军队的个人则会受到各方压力，美国士兵布拉德利·曼宁在向维基解密披露美军丑闻后，被检方以包括通敌在内的20多项罪名起诉，被军事法庭革职并判刑35年；在被左派总统奥巴马特赦后，曼宁仍然因拒绝就维基解密一事作证而屡次被拘留和罚款，前往加拿大被永久拒绝入境，而美国民众的看法竟然是曼宁在自我炒作。可见无权无势之人挑战美军权威的后果相当悲惨。

布拉德利·曼宁（资料图/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