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试图以‘去风险’之名搞‘去中国化’，谁就将犯下历史错误。”

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指出反对“脱钩断链”现在已成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呼吁各国寻求共赢，避免多输。

而在此前，由欧美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去风险”政策，对全球经济进一步恢复带来阻力。欧洲也将在高昂的能源价格、对支持乌克兰的疲惫中迎来俄乌冲突两周年；中东红海地区的航运封锁战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欧洲如何看待自身在全球热点问题与大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欧关系又有哪些关注焦点？就以上问题，观察者网对话了此次参加慕安会议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姜锋教授。

观察者网：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欧洲面对世界变局的心态？

姜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焦虑，深度的焦虑。过去一年来，整个欧洲面临的内外局势和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特别是面临两个战场，欧洲还找不到应对和适应的办法。东部俄乌冲突依然硝烟弥漫，这场冲突何时终结，以何种方式终结，欧洲人既很着急，又无法掌控。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可能大幅削减，以欧洲人不愿看到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欧洲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安全命运，这是令欧洲政治领导层沮丧的。另一方面，欧洲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是否能达到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在欧洲的东南部方向，西亚北非地区的巴以冲突重燃，且外溢的危险越来越大。现在红海地区的航道已经被殃及，冲突还可能向其他区域国家进一步扩散，这令欧洲忧心忡忡。面对中东局势，欧盟作为一个主要的域外力量是否要参与进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在红海开展护航的军事行动。

法国海军在红海为法国利益船只提供护航 图源：视觉中国

从外部环境来讲，欧洲非常依赖美国，特别是在安全战略方面，是深度的结构性依赖，因此，美国也是欧洲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大选的走向，可以说是令欧洲焦虑的最大外部因素。至于中欧关系，欧洲目前还在探索中。看得出来，欧洲曾一度希望同中国搞“脱钩”，意识到不成后又转向“去风险化”。此前，德国有研究发现，如果欧盟同中国深度“脱钩”，其自身承担的损失将相当于英国“脱欧”损失的6倍，并涉及到上百万人的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欧盟关于“去风险化”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从最初偏重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定义，强调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到后面越来越所谓的“客观化”，不仅强调政治的原因，也要提经贸的原因；不仅针对中国，也要针对其它国家，甚至包括对美国的“去风险化”。可以说，对华战略定位拿不准，只看风险，不见机遇，也是欧盟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内部形势看，欧洲经济在疫情结束后确有一定回升，但远不及预期。特别是去年，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一度达到历史高位，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与民生，造成的损害非常大，这有俄乌危机的原因，也有欧洲经济结构转型缓慢的问题。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德国，去年经济不仅没有正增长，GDP总额反而同比萎缩0.3%，这对欧洲整体经济的影响非常负面。

过去，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领头羊，扮演火车头的角色，现在却给欧洲经济拖后腿。在表面的经济形势之下，欧洲也面临结构上的大问题，比如能源问题如何解决，这是对欧洲的经济、民生以及战略都至关重要的因素。欧洲主要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差异非常大，比如法国要大力发展核能，而德国居然彻底放弃了核能发电。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结构上的种种问题导致欧洲国家的社会不断分裂。法国、德国都是如此。被德国主流政治力量定义为极端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过去几个月来在民意调查中持续领先，支持率大概在17%左右。从数量上来看，另类选择党已经进入德国政治主流，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不再是过去那个微不足道的极端小党。

在德国东部，另类选择党的优势就更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包括在图林根州的一些地方，它的支持率高达30%，排在第一，传统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和社民党都被远远甩开，差距高达10个百分点。一支被德国主流政党视作极右翼边缘化的党派，如今却在民调中成为主流。少数极右翼党派和传统大党支持率的颠倒也明显体现了德国社会中的焦虑。德国民众其实不见得就支持另类选择党的政治主张和做法，但关键是他们对目前的德国政府、执政党非常不满，所以通过行动进行抗议。

近来，德国传统政党在全国掀起大规模反对右翼极端势力的抗议运动，旨在打压另类选择党，这一方面展现了德国民众对极右政治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德国社会的政治意志已深度分化。德国总统近日罕见地公开表达忧虑，形容德国有些方面已经“滑坡”，要防范极端主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