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赵珺婕】

欧洲多元主义时代的终结

观察者网：尽管今年有新冠疫情笼罩，但欧洲的问题依旧难以遮掩，特别是难民和宗教问题。临近年底，法国爆发了“斩首”事件，马克龙甚至要求法国穆斯林信仰委员会在15天内提交一份“共和国价值宪章”，这种强硬做法还是挺让人意外的。您怎么看马克龙近些日子对国内穆斯林团体的态度？他所谓的“共和国价值”都有哪些内涵？

姜锋：这样的一个举动对法国而言，对其他西欧国家也如此，是对其过去若干年当中推行文化多元主义政策和信念的纠正。这些国家曾经认为自由民主的制度中应该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信仰，自由和博爱至上。

法国“斩首”事件中的遇害教师（图片来源：AFP）

在对待宗教信仰问题上，它们认为这完全是私事，甚至是隐私，国家对此不应加以干涉。那时候的欧洲，主要是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很好，在全球范围内处于文化优势地位，在信仰和价值观上有充分的自信和优越感。但，时代变了。

二战后至今的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不断加剧，欧洲面临各类来自域内外的挑战，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革命，社会整体处于剧烈的转型分裂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在加强，人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被不断瓦解，而政府越来越缺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选期执政的有限政府阻碍了政治精英判断和解决社会挑战的长远眼光与战略能力，社会分裂和政治力量的碎片化相互推动，传统的制度剧烈动摇。

在法国，公民对法国政府的信任始终是个问题，无政府的分裂和不同宗教信仰人口之间日益尖锐的冲突状态成为政治文化的特色，这一点从持续的黄背心运动和频繁发生的宗教极端暴恐事件中即可看出。传统的自由主义治理模式正与时代现实在分道扬镳。

法国巴黎的黄背心示威人群（图源：AFP）

法国这一次的举动被视为近年来持续调整文化多元主义政策，修正与此关联的社会政策的强有力行动，有欧洲媒体称赞马克龙总统敢做敢为，是率领欧洲抗击异文化攻击的英雄。

长期以来，基督教传统的欧洲在世俗主义的演变中不断“去基督教化”，却相对地给伊斯兰教等非基督教宗教提供了数量和质量扩展的空间，当前，非基督教人口已占欧盟人口8%左右，在法国等国家已过两位数，社会人口和宗教结构在发生剧烈变化，并部分地浸透了社会和政治化矛盾后，形成极端力量，对欧洲传统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但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主张维护欧洲传统的“主导文化”或者“主流文化”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是对不同族群和文化的歧视，很少有人敢触碰这些话题。

在现实中，多年来大量欧洲以外的难民或移民涌入欧洲，带来异文化、异信仰，在欧洲大地上催生的接受和融入的矛盾和冲突撕裂了欧洲各国社会，强烈动摇着欧洲追求的普世意识形态，“去多元化”实际上已是欧盟各国不得不采取的政策选择。

而马克龙总统领导下的法国正在引领欧洲“回归传统价值”，终结欧洲多元主义时代。在剧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欧洲将有新的开始，这或许意味着欧洲正在朝构建意识形态联盟的道路上行进。

观察者网：马克龙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对抗多边主义危机首先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当务之急。他一直对欧洲有一种深深的思想性危机感，能感觉到他在追求一种欧洲人的欧洲。这种追求是不是会把世界推向意识形态对立，使全球化发展进一步遭遇阻碍？

姜锋：马克龙总统把多边主义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这本身是矛盾的，是对国际形势的欧洲主义的解释，或者说是对现在真正的、普遍意义的多边主义的一种逆动。

法国总统马克龙（图源：澎湃影像平台）

就世界秩序而言，多边主义是关于国与国之间良性互动、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的信念和秩序，首先具有社会经济的意义，也是一种能够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和平问题的途径。而意识形态强调的是一种身份共同、优越感，欧洲向外推广价值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想让非欧洲的文化或国家去接受欧洲人定义的一种普世价值观。

这本质上是一种号称多边主义的、自我中心的霸道，以霸道为基础的多边实质上还是单边，说到底是单边主义的“多边主义口号”。简言之，欧洲对外推行的“基于价值观的多边主义”，实质是单边主义。我觉得，欧洲政治家应该有一种切实的、可持续的、平等的、共享的多边主义的追求，而不应该打着多边主义的口号把单边主义价值观强加于人。

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互利的。“多边”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多边”“公平的多边”“互利的多边”与“和平的多边”。价值观本身应该是一个内政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该有共同的价值，促成共同的身份认同，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性。这是基本要义，但是，把这样一个内政问题拿来作为衡量国与国关系的标准，是误入歧途的，这只会进一步将世界推向分裂。

回顾历史，这和欧洲过去几百年形成的政治文化优越感有关，也与欧洲宗教的单一主义、唯我独尊的宗教传统有关系。欧洲人应该认识到历史的、宗教的局限性；也应该认识到，把多边主义和意识形态放在一起，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学说，也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政治，实际上也是危险的。

观察者网：前些日子马克龙也提到希望像中美一样防卫自主，您认为老欧洲面临的问题仅仅是对美国依赖造成的自主性问题吗？表面浮现出来的宗教冲突、社会矛盾，背后有哪些结构性因素？

姜锋：这还是欧洲自身的社会政治结构所造成。因为欧洲传统的政治模式发展到今天，已经遇到深刻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因为在全球发展的过程当中，欧洲整体的生产力在衰退，经济增长在放缓，有些国家经济负增长，政府债台高筑，社会活力也在下降。在这样一个趋势当中，产生了各类社会矛盾。

我觉得这是欧洲一个大的趋势，而在这个趋势过程中，传统的政治制度结构不能有效地去解决社会经济中产生的矛盾。当生产力放缓、经济衰退、社会矛盾加剧的时候，政治组织、政治结构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也没有能力对社会政策作出及时的调整或者自我革新。

不仅如此，政治上也越来越板结化、碎片化，政治力量越来越分散，社会共识不仅不能增强，而且还在减弱。对欧洲来讲，这是根本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

还要看到，欧洲的宗教冲突也好，或者其他的文化冲突也好，归根结底是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本质上讲，就是欧洲生产力发展进入缓慢或者衰退的阶段，这是一个大问题。

从整体上来讲，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洲经济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没有改变的迹象，包括欧洲本身的创新活力也在下降。

比方说，欧洲的专利、科研成果，在全球的占比都今非昔比，尽管欧洲社会的财富在增长，但是增长率放缓，而且社会财富分配失衡，社会矛盾、贫富不均的现象在加剧，其中一个标志的现象是，中产阶级整体在萎缩，以往作为社会稳定支撑的中产阶级这个支柱在动摇，已成为社会中焦虑和不稳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