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一个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根据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透露，75年前刚刚解放的中国，财政收入只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而赤字却达264亿斤小米。到如今，中国按照人均国民收入计算，已经离高收入国家仅一步之遥，我国财政四本账加总的全年财政总收入已经达到约41万亿（2023年）。

回顾过去75年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财政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积累了基本无重大财政危机的诸多经验，这是怎样波澜壮阔的故事？眼下的中国又面临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我们国家财政顺利爬坡过坎的底气有多足？

近日，见证大半部中国财政变迁史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就上述问题，在北京与观察者网进行了面对面交流。

近日，贾康与观察者网编辑交流中国国家财政75年来的成就与挑战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整理/郑乐欢】

从建设性财政到经济性分权

观察者网：建国75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从1949年财政收入只相当于303亿斤小米，赤字却达264亿斤小米，到2023年四本账加总年财政收入41万亿。您作为见证了大半部中国财政发展史的权威专家，能不能结合当时的挑战与突破，谈谈您眼里的我国财政制度的变迁？

贾康：首先应该充分肯定，财政这样一个国家政权为主体的分配体系，它具有服务全局的功能，也要按照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与时俱进地处理自己的制度安排与变革。

我要特别强调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表述，即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如果把这样的评价，放在学理上来做简要分析，是很严谨的。

所谓财政就是以社会权力中心为主体的分配，它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早在原始社会阶段就已经有财政的概念，一个社会一旦开始出现剩余产品，就会出现如何进行剩余产品分配的问题。当这种分配制度相对稳定后，就形成了所谓的私有制。然后要维系趋于多元化的整个社会运行，就必须要有一个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的权力中心，即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财政问题，任何一个国家政权体系都必须做到以政控财、以财行政。以政控财，是指国家必须以政治权力控制社会总产品中的一部分，主要来自剩余产品的公共资源，这是财政发挥职能的前提。以财行政，是说国家政权体系拿到了这些可用财力后要去履行政府的职能。大到国家安全、国土开发，小到建马路和设置照明系统，都必须由政府牵头，用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方式来形成可持续的公共产品供给。

放眼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发展，我们寻求的首先是站起来，其次要富起来，然后再强起来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财政及其制度变革一定是应以服务中华民族所有社会成员根本利益为目标的。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我国的财政体制分别展现什么样的特点？这些特点优势基于什么样的现实状况而形成的？

贾康：根据中央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财政体制的演进脉络。在“站起来”传统体制时期，财政密切顺应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以生产建设型财政为基本特征。

进入“富起来”的改革开放新阶段，财政体制必须打破高度集中的模式，向分权化迈进。这一过程中，财政体制经历了从行政性分权向经济性分权的转变。初期，通过“分灶吃饭”等行政性分权措施，逐步探索合理的分权路径。直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奠定了经济性分权的分级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是财政体制改革里程碑式的举措。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有效匹配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标志着我国财政体制在制度安排方面的重大进步。

1994年至今，随着财政体制不断演进，分税制的基本框架虽然确立了，但也给进一步深化改革遗留了很多任务和挑战。

当前，应该坚持并优化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基本框架，同时要进一步革除体制机制中的弊端，比如说基层和地方财政困难、地方隐性债务风险以及土地财政短期行为等问题。

观察者网：回顾我们过去75年的发展，财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多人认为我们过去70多年未曾遭遇重大财政危机，是否因为我们在某些方面做对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从而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跨越，同时为“强起来”奠定了坚实基础？您认为这里面有哪些关键因素？

贾康：如果我们看改革开放以来四十余年，即“富起来”的这段历程，实话实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确实发生过一些我们还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的类似危机的情况。

同时，经济运行过程中也曾出现过明显的压力阶段，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这些风险或危机因素，在各个阶段的表现形式与程度虽不一样，但都必须讨论和正视。

2023年国家四本账实际收入情况，以及2024年的预算收入情况 新华网

然而，正是这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引领中国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到经济起飞的跨越，一直走到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制造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成为了全球最大规模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是中央同时指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这一国际地位还没有根本性改变。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我们已从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低的水平，跃升至现在的约12,500美元，与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差距不大。

但是挑战性的问题又来了，这几年我们处于经济下行态势；在美元计价体系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过去几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贬值趋势，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面临着爬坡过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性考验。

我们的经济总量曾经一度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70%出头，但现在又回落到了60%左右，且这一比例还在波动中，这些都是挑战性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国已从一个人均水平和发展起点都相对低下的发展中经济体，逐步成长为在发展中经济体里排名靠前，并努力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的经济总量规模达到世界第二的位置，这是通过改革开放释放生产力潜能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这样的超常规发展一度在国际上被评价为“中国奇迹”，然而在黄金发展期的辉煌阶段过后，转而迎来了矛盾更为凸显的新阶段。近年来，国际上不时传来“中国崩溃论”的负面评价。

尽管其中有非理性和极端化的声音，但我们要正视现在面对的挑战和困难。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过程，中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以进促稳”，旨在使经济运行维护在合理区间，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实现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们要充分肯定解放生产力的成就，同时又不应该只讲成绩而忽视挑战和困难。

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指出，在改革深水区，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什么？就是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基本逻辑，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有效解放生产力，否则死路一条。

这是我们的发展经验，也是总结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得出来的一个简洁但又深刻的战略判断。只有坚持改革和深化改革这个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才能够使我们取得发展的最大红利，以创新第一动力，实现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从而使“中国梦”梦想成真。

中国特色财政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息息相关

观察者网：回望过去75年，尤其是改革开放这段时间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财政体系，土地财政是否可以算作创造了货币基础助力中国经济起飞的关键因素？

贾康：如果讲中国特色，首先要领会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财政，要顺应中央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和经济规模都超大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要有一套独具中国特色、高水平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财政作为关键一环，既要遵循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又要处理好中国自己的国情。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如今在新时代领导人的反复强调下，已开始了对此更为发力的新阶段。过去，需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强调要带动其他的地区和社会成员走向共同富裕，但具体任务是相当艰巨的，财政在这方面的功能作用不可替代。

十四五以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逐年加大。这是我国有效弥补地区发展不平衡和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 新华网

比如中央讲促进共同富裕有三个层次：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环节，财政都必须积极参与，特别是再分配里的直接税改革，目前还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到了第三次分配，财政也必须做好制度引领，引导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效结合。随着现在综合国力的提升，我们的物质基础要更好地匹配精神文明的建设。比如在社会生活中，假冒伪劣、欺诈行为频发，道德原则遭遇冲击。这个浑沌过程中，我们的文明进步需要取精华去糟粕，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而重建新的道德伦理规则体系。比如，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虽然秉持社会主义理念推进公益慈善事业，但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