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中国本土企业真正的升级发展，可能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跨国公司式的，我们争取掌握住左右高端，中间则可以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去寻找新的、更合算的生产线所在地。

四川眉山智能制造，推动产业升级。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目前的现状总体上还有一个特征，是在市场份额方面还有一定影响力。中国产业门类齐全，在全球贸易份额里面，总体来说有相当大的份额。

相比美国，我们份额还在继续提升，差距还在拉大，这就是制造业“世界工厂”实力支撑出来的一个局面。但是我特别强调的是要往前看，我们还有的市场份额空间，是有可能被两面夹击而萎缩的，是未来要警惕的巨大风险，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这个局面可能会出现滑坡。

跟我们“比下有余”的竞争对手相比，中国的比较优势在迅速丧失，比如说劳动力低廉，土地等自然资源开发成本，这方面早已经在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地方表现出来了。这样的局面下，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要抓住剩下的时间窗口，争取向上突破。

观察者网：如何在“双循环”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升级？

贾康：至少有四点可以做。第一是在各个区域、各个行业、各个企业集团中制定出尽可能高水平的、动态优化的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

第二是要突出创新第一动力、核心地位，打造高科技主导或支持的增长极，各行业、全中国都有这样的迫切问题。

第三是要进一步组织实施人才战略，人才是最宝贵的，要加强本区域高端人才的吸引和团队建设，并要和引入外脑相结合。

第四是要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创新更大胆，要有一股闯劲，在创新中形成本国、本地、本行业产能方面的不可替代性。

观察者网：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可能面临哪些压力和问题，如何有针对性的防范和化解？

贾康：压力非常多，不同行业、不同具体的场景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来说，我们在微笑曲线上大量的产能还是在中间这个位置，怎么往左右高端去托举呢？科技创新非常关键，但科技创新需要中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潜力空间，这也是必须啃硬骨头的任务。

通过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中央的战略指导方针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提高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这必须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企业形成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观察者网：制造业升级，除了科技创新发展高端制造业，该如何适应“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

贾康：从全局看，这是个系统工程，政府方面肯定需要以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多管齐下，注重激励兼容概念下的积极引导，除了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的合理设计之外，我认为需特别注重运用好这些政策，主要应是以依法的经济手段、结合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调动市场主体“内生的”绿色发展、数字化发展的积极性和创新潜力。

观察者网：除此之外，产业升级过程中还有一些“卡脖子”问题，比如说芯片、光刻机等，你认为该如何解决“卡脖子”问题？

贾康：这就是别无选择的“华山一条路”，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来攻关，其成功突破的标志不同于传统的举国体制，必须以对接国际市场竞争规则、最后达到我们的产出能占据超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而告达到。

比如说到芯片，它实际上不能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解释了。“卡脖子”问题的本质是垄断，“芯片”这个生产要素是被特定的带有垄断性质且超经济意义的主体控制——加工芯片的光刻机，台积电自己并不能造，它要由美国同意之后从荷兰买，而名义上荷兰公司生产的光刻机的品牌，并不是真正的荷兰品牌，是美国有很多控制力形成的综合性的全球合作产品、而美国有举足轻重控制权。

上海台积电工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样一个品牌地位，在直观形式上仍然符合微笑曲线上的高收益说法，但供给已没有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属于市场失灵的区域——美国人把中国作为打压对象以后，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中国出天价也买不来美国控制的这个高端核心技术产品。

当比较优势原理失灵以后，中国人怎么办？我前面已说到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解决，已谈不上互通有无的国际分工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儿？既要学习借鉴“两弹一星”的经验，又要跟世界市场对接，在接受世界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取得超过临界点的市场份额。

这就意味着，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自己造高端芯片的话，必须有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像当年周恩来总理挂帅，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在一线盯着、日日紧盯协调团队搞出“两弹一星”一样，要用举国体制，但到最后并不是像“两弹一星”那样有可用的成品就解决了问题，而是要求我们的芯片，必须有源源不断大规模成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高性价比的生产能力，并且在世界市场上被广泛接受，形成一定临界点之上的市场份额，这才标志着我们的芯片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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