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贤能精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精英，其成员的行事方式与在欧洲大陆最成功的俱乐部之间转来转去的足球明星很相似。他们完全符合前面提到的大卫·古德哈特对“从任何地方看世界的人”的定义。成功的荷兰银行家搬到了伦敦，能干的德国官僚们前往布鲁塞尔。就像足球俱乐部一样，欧洲的机构和银行花了大量的钱来招揽最好的“球员”。

但是，当这些球队开始输球或经济放缓时，他们的球迷很快就会抛弃他们。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共同庆祝胜利外，这些“球员”和他们的粉丝之间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也没有共同的朋友或共同的记忆。

许多球员甚至不属于他们的球队所在的国家。你可以钦佩那些被雇佣的“明星”，但你没有理由为他们感到遗憾。在贤能精英的眼中，他们在国外的成功就是他们才能的证明。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流动性正是不应信任他们的理由。

人们之所以会对他们的领导者产生信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勇气和承诺，还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危机时刻，他们的领导人会蹲下来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奔向最近的紧急出口。吊诡的是，让人们对这些贤能精英如此充满怀疑的，正是他们的“可转换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同样适合在保加利亚或孟加拉国经营一家银行，或同样适合在雅典或东京教书。

人们担心，在困难时期，贤能精英们会选择扬长而去，而不是共同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贤能精英与拥有土地的贵族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专注于自己的地产，即使想离开也无法带走自己的地产。

他们还与前苏东的精英形成对比，后者总是拥有更好的商品、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好的教育，但是不能随便离开，而相对而言，普通人要想移民反而更加容易。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指出，前苏东的精英是“没有出口”的精英，而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时代的贤能精英则是“没有忠诚”的精英。

传统的贵族精英们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并被培养来履行这些义务和责任。城堡墙上祖祖辈辈的画像凝视着他们，这些先辈们也曾履行过同样的职责，这意味着他们对待这些职责非常认真。

《唐顿庄园》片段

例如，在英国，来自上层阶级的年轻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比例大于下层阶级的比例。相比之下，新的精英阶层接受的训练是如何管理，而不是作出牺牲。他们的孩子从未在任何战争中阵亡（甚至没有参战）。新精英阶层的性质和可转换性使他们实际上独立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不依赖本国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或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医院）。他们失去了共享所在社会的激情的能力。

人们认为精英阶层的这种独立性是公民权力的丧失。贤能精英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他们的网络是横向的。保加利亚索非亚的著名经济学家与他在瑞典的同事们非常熟悉，但他对那些在技术官僚考试中失败的同胞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非常怀疑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忠诚——对种族、宗教或社会团体的无条件忠诚——是欧洲新民粹主义吸引力的核心。民粹主义者承诺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他们的贤能来评判他们。即使不能承诺公正，他们至少可以承诺团结。

贤能精英们把社会想象成一所学校，一边是争取奖学金的优等生，一边是街头斗殴的辍学者，而民粹主义者认可这样一种愿景：社会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种支持，还因为每个人都有共同之处。

民粹主义挑战的核心是关于精英的本性和义务的斗争。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今天民粹主义领导人对产业国有化不感兴趣，而是承诺将精英阶层国有化。他们不承诺拯救人们，而是承诺要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承诺重新建立被全球化所消除的国家和意识形态限制。他们称赞那些不会说外语的人，那些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人。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者向选民承诺的不是能力，而是亲密。他们承诺重新建立精英阶层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今天的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承诺很有吸引力。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在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中成为失败者，并不像在一个公开不公正的社会中成为失败者那样痛苦。他表达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心声。在他的观念中，游戏的公平性会让人们接受失败。今天看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可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