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万·克拉斯特耶夫】

希腊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他的回忆录中忿忿不平地写道：

“在我自己的国家，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因为我们所处的危机和他们个人的困难而指责我。而我不过是那个当音乐散尽，打开灯并告诉大家派对结束的人。……因此，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特殊的‘软禁’之中，显然我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帕帕康斯坦丁努不和几十年来肆意掠夺国家的腐败政客同流合污。他不是一个把政治权力转化为金钱的超级富豪，也不是20世纪统治希腊的精英政治家族的一员。他只不过是欧洲精英政治家的一个典范，出身于普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在希腊社会的等级阶梯上不断攀登。他之所以被邀请加入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政府，并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正直。结果，他却成了希腊最遭人憎恨的人之一。

今天的世界十分复杂，因此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需要帕帕康斯坦丁努和其他来自欧洲大陆的精英奋斗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遭到人们的憎恨呢？为什么那些为了把孩子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努力工作的人拒绝相信从这些大学毕业的人呢？正如支持英国脱欧的政治人士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所说，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

《欧洲的黄昏》作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与原版封面

如今，从欧盟的民主赤字或其世界性组成的角度来讨论欧盟危机已成为一种时尚。但真正的核心问题是精英主义社会愿景的危机。这一点在对贤能精英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是否有可能拥有在国内外都合法的精英，这是欧洲一体化方案的关键问题。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精英人士虽然远非最富有或最腐败的人，却会如此不受信任。

显然，精英政治——一种将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置于领导地位的体制——比富豪政治、老人政治、贵族政治，甚至可能还有民主政治（多数人的统治）都更加可取。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场完全与这种社会愿景背道而驰的不信任投票。

欧洲的贤能精英之所以被憎恨，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的民粹主义者偏执的愚蠢，或是普通人的困惑。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20 世纪中叶创造了“贤能政治”这个词，他不会对事态的转变感到惊讶。他最早指出，尽管“贤能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不错，但一个实行贤能政治的社会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创造一个由自私傲慢的成功者和愤怒绝望的失败者组成的社会。这将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根据成就的差异来证明不平等是合理的社会。他明白，贤能政治的胜利将导致政治共同体的丧失。

当分析人士回顾英国脱欧公投时，他们往往一致认为，决定公投结果的是一个关键的自下而上的驱动因素，即“选民的结构和态度发生了缓慢但无情的转变，中产阶级和持社会自由主义观点的大学毕业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在20 世纪60 年代，英国有工作的人有一半以上从事体力劳动，只有不到10% 的选民拥有大学文凭。到了21 世纪初，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就业选民的五分之一左右，而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是大学毕业生。突然之间，没有人真正对工人阶级感兴趣了。

建筑工人戴着口罩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工地上忙碌。新华社发（乔恩·休珀摄）

当然，蓝领工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政治重要性，但他们开始被分析人士视为研究意义有限的群体。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这就造成了他们和剩余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鸿沟。

移民问题是这两种英国人发生冲突的阵地之一。一个世纪前，进步人士希望教育成为创造更多社会凝聚力的工具，但今天教育却成了导致社会分裂的原因。

让贤能精英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在那些在社会经济竞争中无法胜出的人心中）的，与其说他们的学历，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更有资格，通过了别人没有通过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