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权衡两者，政府必须评估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考虑国际规范和标准，比较广泛的知识获取与创新激励，在企业的短期利益和社会的长期利益之间寻求共同点。

随着一个国家从知识产权的“净获得者”变成“净创新者”，其考量也随之变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会更具吸引力。

美国自21世纪成为技术先驱者，从它的角度似乎自然应该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其遵守更高的标准。但是，有一些教训可以从美国自己简单——且并非完全无辜——的经历中汲取。

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始于1790年《版权法》，其中明确不授予外国创作任何保护，并指出：“本法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禁止非美国公民著作、印刷或出版的任何地图、图表、书籍在美国的进口或出售、重印或出版”。

在工业化初期，美国是侵犯知识产权的世界领先者，通常这些事实在当前的话语中被忽略了。

最著名的是，商人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通过仿制和改造英国动力织布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发明之一），发动了美国的工业革命。

美国早期通过仿制英国技术推动了本国的工业革命（图片来源：网络）

直到1891年，那时美国进入独立发明家的黄金时代已经三十年，而美国知识产权法的历史已经整整一个世纪，《蔡斯案》的通过才最终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外国人。

是什么促使了这一变化？

在整个19世纪中，模仿在美国提升价值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有赖于相对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

但是，随着美国自身创新能力的增强，国内利益相关者开始呼吁加强美国法律。在此阶段，美国从知识产权的净购买者过渡到了净创新者，为产权保护的强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美国的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创新能力具有共同发展的趋势。但是进步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即使在美国成为净创新者之后，美国仍继续在窃取他人想法。

例如，20世纪初，美国在关键化学工业上远远落后于德国。决心“将敌对的德国佬驱逐出我们的大门”，1917年《与敌人交易法》授予了《蔡斯法》（Chace Act）在战时的例外规定，以允许将所有敌人拥有的专利都没收并出售给美国公司。

相比美国的发展历史，今天的中国似乎走上了正轨。

在1984年之前，中国没有专利法。20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盗窃猖獗，但彼时中国得益于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专攻低端制造业，而西方政策决策者们基本忽略了这一点。

作为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先决条件，中国修改了专利法，这是朝着遵守国际标准迈出的重要一步。

最近，极富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概述了中国为促进本土创新和支持战略部门而采取的行动，这增加了国内企业从国外获取技术和发展国内创新能力的压力。

总体而言，中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短短几十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已经成长为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图片来源：IC photo）

例如，中国在专利数量上居世界领先地位，这表明中国致力于在国内建立强健的创新生态系统。

侵权行为的最低损害赔偿不断增加，专利保护期限也在增加。

就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数量而言，中国甚至早在2005年就成为诉讼最多的国家，在过去两年中案件数量以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

2014年，中国开设了3个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还有多达19个正在筹备中。

与普遍的预期相反，外国原告在这些法院的专利诉讼中实际上比中国同行表现更好。即使是较具挑衅性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也在2016年《301特别报告》中指出这是“可喜的发展”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有效进展”。

中国目前在全球(不包括避税天堂国家)购买外国知识产权的年度支出以及净研发支出总额中排名第二。

简而言之，变化是中国主动寻求的，美国公司已经注意到：在美国商会的一项调查中，2018年96%的受访者表示，在过去五年中，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有所改善或保持不变，而2014年为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