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9月6-7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在“中国经济的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环节发言，提到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努力希望成为创新性国家。 他说，随着投资增多和政府支持，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在GDP占比和过去相比有了长足增长。

2019年10月16日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刊登了黄育川与杰里米·史密斯合著的文章《中国的知识产权记录越来越好》。 文章中，黄育川表示中国美国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指控被过分夸大了。他认为，随着中国创新能力增强，且由知识产权“净获得者”向“净创新者”转型，强有力的保护措施将更具吸引力。 “美国持续对中国施压的惩罚性方式是错误的......解决问题应该从更有建设性的维度着手。那就是，致力于与中国合作，设计双方都认为公平互利的知识传播体系。"

【文/黄育川】

最近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猜测，集中在双方是否会“停火”，或达成一项“全面协议”——这正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一直坚信自己会做到的。

然而，无论何种谈判都需要在一个关键的、结构性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知识产权。

有报道称，中国知识产权盗窃给美国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2250亿美元至6000亿美元。这种情况下，白宫和民主党领导人之间达成罕见的共识，要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应当谨慎。华盛顿的要求是不现实的。

在自身创新能力可以取代对外部知识的依赖之前，各国不会去制定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美国花费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建立起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本文作者黄育川（图片来源：网络）

经济学家将知识的积累与传播，视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一规则对发达和欠发达经济体都适用，尽管各国的创新能力各自不同。

这样看来，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获取而非创造的方式来增加其知识和技术库存，就再自然不过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认为，这种方式对于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至关重要。

“获取”很容易被视为盗窃的委婉说法。但事实上，贸易、外国投资、各类许可、国际研究合作、专家跨境流动、开源材料收集、模仿、逆向工程都为中国的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这些活动大多数都是合法和自愿的，并且明显也有利于美国的商业利益。

然而，观察者往往忽略了更宏观的层面，只挑出了那些可疑的获取方式。在其他一些领域，中国也被指责要求外国投资者通过与中国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的方式，提供技术转让，以换取中国的市场准入。

尽管中国否认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毕竟外国公司有拒绝并离开中国市场的权利），但许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市场的庞大规模和吸引力，为中国公司的此类要求提供了极大的筹码。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首先，建立合资企业的作法绝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普遍做法。

除此之外，在最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对会员企业开展的调查中，仅有5％的受访者表示，曾被要求将技术转让给中国，并且在外国公司面临的27个主要挑战中，这个问题仅排名24。

现在合资企业也变得越来越不常见，仅占到中国外来投资的不到1/3，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占比是2/3——当时，许多外国公司也乐于进行此类交易，以便进入中国市场。

鉴于合资企业所在比例不断减少，中国开始降低相关要求。最近一次是在3月，中国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并禁止强迫技术转让的作法。

《外商投资法》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图片来源：IC photo）

就知识产权窃取而言，违规行为也绝非仅发生在中国：中国只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在2019年度《特别301报告》中列出的36个违规国之一。

从历史上看，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往往会被上名单。

例如，在几十年前，日本、韩国和台湾（中国）都是常年违反301条例的国家与地区，直到这些国家的人均GDP达到20,000至25,000美元。

许多国家都遵循了这一模式，但由于巨大体量和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模式，所以中国引起了特别关注。

支持知识的广泛传播符合社会的利益，但是要创造知识，需要激励创新。在制定合适的知识产权法规时，政府必须牢记，保护措施在激发创造力的同时，也会抑制知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