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整理/观察者网 朱敏洁】

观察者网：黄教授，您是亲眼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当然这段历程现在仍在进行中，甚至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自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中央对上海赋予了更多使命，比如加快建设自贸新片区，开放金融服务，进博会等等，您对这一系列的试验如何评价？当然，外界担忧和质疑的声音还是在，譬如金融开放的冲击，自贸区如何试验的问题，您怎么看，哪些层面还需调整？

黄仁伟：首先，我们要认识当时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定位，这个战略定位是把中国最重要的一块经济，也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向世界开放，同时把上海的最后一块大空间开放。

在浦东开发以前，上海城市发展主要在浦西，浦东几乎没什么大的发展空间。1990年4月，一个是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一个是上海发展的最后空间，正式宣布向世界开放。这一举动，在邓小平的整个开放战略中是最重的一笔，从深圳特区到14个沿海城市开发，到上海浦东，而决定浦东开放开发的时候，就是决定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是中国和世界市场完全连接的时候。在空间上，浦东是两个大的扇面，即中国内地和世界市场，两个扇面在这里交叉重合。所以，这是浦东开发开放在时间、空间上最重要的意义。

从此以后，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越来越高度连结，这个连结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一步。如果中国没有同世界有如此巨大的连结，能有如此巨量的国际资金、国际技术进来，同时中国商品大量涌向世界市场，中国很难能达到今天的高度。

1990年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解放日报》头版头条

从这一点来说，邓小平的浦东开发开放决策，对中国命运是决定性的一招。这30年来，中国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从一般的商品开放，到生产链的连结，再到大规模的体制性参与——WTO，最后到金融开放，浦东又站在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前沿。每一步开放都有风险，每一步开放都不是绝对有把握肯定会赢；开放就有风险，但是每开放一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上升一大台阶，每开放一步，中国的财富、人民的福利就会增长一大块。所以，风险和中国发展的总量，孰大孰小，我们就能看出来了。

30年来，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浦东上了好几个台阶，浦东新区，东西联动，2001年加入WTO，2010年世博会，2015年自贸区，到如今随着世界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自贸区深度不断加深。最近，世界形势发生新的变化，但是每一次大的变化都是浦东向前走了一大步，浦东向前走，带动全国向前走。

当然，跟90年代比，我们现在条件好多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浦东的任务越来越重，难度越来越大，风险也越来越多。所以，还是要用当年浦东开发的精神，每一次都是一张白纸，每一次都要画最新、最美的画。浦东画好了，在全国可复制，让先行先试的经验在全国开花结果。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世博会、进博会、自贸区等各种开放性试验、举措，这是国家在开放层面赋予的任务。那么，现在除了这些之外，中央还将长三角一体化的战略任务放在上海肩上，用意何在？这些不同的任务之间是否存在一条连贯脉络，上海如何来承接好其间的关联？

黄仁伟：邓小平在选择浦东的时候就说了，把浦东搞起来，就能带动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再把整个全局带动起来，这是了不起的远见。所以，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和长三角完全连在一起。我们知道上海周围有一批“小老虎”，以昆山为首，张家港、吴江、常熟，都是全国百强县排名前10位；还有嘉兴，再远一点的，宁波、无锡、常州，现在南通也起来了。国际资本进入浦东，浦东装不下这么多，这些资本就马上在长三角一带扎根。不仅资金进来了，关键是整个生产链条进来了，在这一片形成了巨大的产业群。现在全世界产业群最密集的地方，就是珠三角、长三角，长三角还更大一些。比如昆山的半导体产业，所有零部件都可以在那里生产。长三角发展起来以后，约占全国出口量的百分之二十几，占全国引进国际资本近百分之二十几，全国GDP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但是长三角人口大概不到10%，土地面积不到3%。

今后，要进一步带动整条长江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实际上是由好几块组成的，但在世界范围内来看，它就是一条经济带，只是还没有充分发展。如果都能达到长三角的水平，整条经济带的巨大活力就调动起来了。不过，长江经济带本身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保护长江。所以，浦东就是要把自己的能量向这片区域、这条经济带输送，向上游转化成当地发展的动能，最后打造成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地带。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趋势了。

观察者网：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的话，浦东开发开放好像已经抽象成了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概念，而不仅仅是上海浦东这个地方。

黄仁伟：从一开始，开发浦东就不仅仅是为了把浦东这片农田变成城市，也不是造几栋楼把拥挤的浦西居民分过去，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刚开始，很多人就这么理解，“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这是很陈旧的想法。浦东开发是分几个区块进行的，陆家嘴金融区、外高桥保税区、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有金桥制造业加工区这四大块，当时觉得这四块已经很大了，但短短三年多就装满了，还往外溢，那就把浦西的漕河泾、松江都带进来，还是不够，再延展到长三角。起初就是这么几颗种子，在黄浦江边上拉了四个点，现在这四个开发区早就装满了。

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浦东开发开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高标准，国际资金一定要符合高标准才能落地，同时让更多的资金从这里向别的地方流动。看似开发了一个浦东新城区，实际上从经济学来讲，是要素向浦东、上海集聚，并向全国辐射，现在也向世界各地辐射了。过去完全是吸引别人进来，现在也开始对外辐射。整个浦东代表着中国经济的21世纪，在20世纪90年代打好基础，21世纪则成为中国经济的原动力，就像一个发动机产生的能量，向国内外辐射。

观察者网：谈到开放，肯定要谈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等等，去年10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国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比上一年提升15位，上海无疑对此作出重要贡献；今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实施。但不巧的是，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局势似乎调头转向另一个方向。舆论认为公共卫生、地方政府治理是营商环境重要要素，未来上海在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可以如何加强或查漏补缺？

黄仁伟：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很大提升。在中国城市排名中，上海是除香港以外，中国内地排名第一的，在深圳、北京前面。营商环境有硬件、软件各方面组成的，比如说全市的交通、通讯、租房、绿化、水电煤，这些都是营商环境的硬件；人文，政府服务，多种文化共存，外来人员居住的舒适度，这都是营商环境的软件。把这些全部加在一起，衡量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达到什么程度。但我估计按照今年全球疫情大流行背景下，上海营商环境还得上一个大台阶。因为全世界别的城市疫情更加严重，管理更差，上海相对较早地控制住了可能大爆发的风险。

这可以看出，上海营商环境是一个综合指标，是开放、城市治理、城市建设和人文精神培养等全面发展的结果。但是，上海有一个弱点是人口密度很高，土地少，按每平方米平均人口来算，比国内任何城市都大，可能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如果营商环境不好，其他成本又高，人家就不愿待在这里，都搬走了，上海经济就倒了。因为成本高，不仅外国企业不来，国内企业也不来，所以要用优秀的营商环境，来降低其他成本，在这一点上海尽了极大努力。

其实到浦东开发开放后期，大概90年代末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问题，该用的土地用完了，再靠什么吸引别人呢？当时就提出，要改善营商环境，要做到全国营商环境最好，全球也是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