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蒋介石猜中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但是中共当然不那么容易对付，接下来，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运用了兵不厌诈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电全军要求再次渡过赤水河，电文指出：“我军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同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摊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计的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回身东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在日记中记下其忧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怀乎。”“匪似仍谋击破中央部队。”

红军四渡赤水河渡口二郎滩

红军四渡赤水后，迅速南进，27日，到达枫香坝、白腊坎、鸭溪附近地区。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故布疑兵，造成将寻求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中革军委电示红九军团：“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要求其在第二天分出两支部队，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随后又数次致电红九军团，令其“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红军主力则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向乌江边急进。

对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元起初都判断，红军“必与我军在谭厂与鸭溪间地区决战，如其能先击破我中央军，则其以后行动，即可自由，否则亦必求突破此地区一点南窜”。但是，红军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放出的疑兵，显然使蒋介石发生了误判，28日，在致周浑元电中，他指示应特别注意红军由枫香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令其速在西南方布防堵截。同日，当红军主力实际已由鸭溪一线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后，蒋介石得到消息，仍认为这只是红军的一部，故布疑兵，“使我军注目于该方，而疏忽于正面防线时，然后彼乃向正面长干与枫香坝之间突破一点与南窜。”直到确认红军已然南下时，蒋介石方在日记中写道：“朱匪果由鸭溪西之四牙坝与倒流水偷窜南进，……可叹。惟亡羊补牢，尚犹可待也。”

红军之所以能从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中逸出，巧妙的疑兵固然重要，蒋介石消极的作战方针也难辞其咎。“追缴”期间，蒋介石虽然曾要求所部主动出击，但更多时候，还是照搬第五次“围剿”时在中央苏区的成功经验，面对不断游动的红军，多次命令部下“筑碉扼守”，试图用堡垒战术堵截、围困红军。然而，无论是环境、力量、条件、对手，此时与中央苏区时期都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军在黔部队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许其短时期内构筑大量碉堡。相反，红军则再无中央苏区后期需要保有根据地的顾虑，可以没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进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岭的黔北地区靠碉堡堵截红军未免有点天方夜谭，证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胶柱鼓瑟之病。而且，构筑碉堡本身传递的就是消极防御的信息，这与鼓励大胆“进剿”相互龃龉。当红军真正运动起来后，国民党军的消极防御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蒋当时谈到的：“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最重要的，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南下，意味着红军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抛开既有的思维定式，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红军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军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将红军堵截住，当红军运动起来后，更是勉为其难。所以，此后的蒋介石基本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5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急速穿过滇东地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南以来红军和国民党军长期的缠斗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加感叹：“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1935年国共在西南地区的“追剿”与反“追剿”，高潮迭出、精彩纷呈。对于中共而言，这一时期每一战略行动几乎都生死攸关、间不容发。相对而言，蒋介石可寓政治于军事之中，无论结果如何，似乎都注定会是赢家，但顺境之下的期待，其实也是无形的压力，使其不能不全力以赴。双方的较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发展史上最为艰险的困境，为后来的史书提供了一段经典的传奇。即便在蒋介石日记的视角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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