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军再占遵义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地方部队“追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惟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准备对中央军入黔主力实施打击。以当时红军的实力，啃硬骨头，有相当难度和风险，所以毛泽东和不断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也数度变化。最初，蒋介石认为红军再次东渡的目的是回师东进，与湖南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很快，国民党方面就侦知红军的动向，5、6两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匪主力向鸭溪场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达其原定目的乎”“匪以西窜公算为多”。因此，蒋介石的部署也发生变化，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提出：“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红军准备放手一搏，打击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薛岳电中，提醒道：“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蒋所说到的这一计谋，正是后来红军的实际行动，只是当蒋作出这样的猜测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成真，因为就当时而言，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红军的西进问题。同理，当毛泽东为未来作出种种可行性的设计时，首当其冲要处理的也是如何顺利完成第一步的西进计划。战争是或然性的产物，高明的指挥者不在于事先设计好一切，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稍后，红军与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展开的战斗，就是战争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几乎全部主力部队向仁怀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这是红军经近半个月的反复调动对手、始终未能觅得良机后落实其原定计划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除第九军团担任预备队外，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共14个团几乎全部投入战斗，国民党军应战部队达12个团。红军奋勇作战，对国民党军阵地展开攻击，但周浑元部在鲁班场早有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红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当夜红军撤出战斗。为避免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相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是为红军三渡赤水。对于红军方面而言，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战斗，所幸红军倾力而攻，全身而退，进攻和撤退处于主动，一切尚在可控状态。正因此，蒋介石当时对该战结果并不满意，在日记中写道：“伏兵之重要而周浑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围网中之匪，而周放弃谭厂与仁怀，纵其西窜，痛心极矣。”

这次战斗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追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国民党军包围的战略目标，而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远远比前者来得轻松。红军长征中的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三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水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要求在赤水河东岸竭力堵截，防止红军再次回渡南下。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大体也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判断，因为红军既不能打破中央军的“追剿”，西进四川又面临着川军的强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回渡赤水向南求得生机。所以蒋介石于18日特电周浑元调派部队到古蔺以南地区与滇军孙渡部联合堵截，认为：“如匪果南窜，必由瓢儿井前方一带偷渡为多，务望兄速派有力部队向该处急进。”

红军三渡赤水河渡口茅台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