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确立私有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地位，不是暂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倒退，而是在计划经济之上的大踏步前进。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不断发展自由人联合体，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计划经济限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要求人们按统一的指令工作生活，那样只会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给人们越来越多的自由选择权，是向理想社会过渡的现实和可靠的途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营企业是与计划经济配套的，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营企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造。正如市场并不就是资本主义，国营也并非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就有盐铁官营，西方国家的国有国营也很有历史，故而恩格斯曾无情嘲讽把国有国营混同于社会主义的言论。公有制要能与市场经济相兼容，必须突破国营形式，发展政企分开的股份制与混合所有制。

随着现代专业化分工和委托代理关系的普遍发展，世界上众多跨国公司都已经是以激励企业家精神为中心的经营者主导、所有者监督的模式，西方很多公共性质的国家主权基金、行业性退休养老基金或事业性的如大学公共基金，都借助于现代企业制度取得了不逊于私人投资的回报。企业家以非大股东身份主导企业、接受所有股东监督已经是现代大型企业中的普遍现象。

因此，公有制改革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没有路，而是路很宽。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松开行政权力给公有制套上的绳索，真正做到政资政企分开。这是确保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灵魂，也是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前提。因为政企不分，企业就无法真正独立核算，无法自负盈亏，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政企不分，企业无法公平竞争，政府无法公平执法，也就无法造就真正的市场经济。我们改革长期以来徘徊和反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就经济改革而言，现在最主要的是如何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国几千年来长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缺乏对任何独立于国家的产权保护传统，后来又学了苏联模式的国家计划经济。因此，斯大林的国营企业可以不讲盈亏，要讲整体“超级盈利”的计划经济思想仍然有潜在影响，结果给公有制企业附加了太多的非经济功能绳索和不自负盈亏的借口。

其实，公有制经济要成为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就是要为增进和增厚这个基础发挥作用、作出贡献。所有在市场中长期不能盈利，不能存活要靠输血的僵尸企业，无论挂多少个国有国营的牌子，都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都是消耗和掏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反服从社会主义法律法规指引，为国家贡献税收，为职工解决工薪社保的民营企业，无论包括何种经济成分，都增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都是社会主义重要的经济基础。理论与实践都表明，消灭私有制与消灭国家必须基本同步，否则必然是灾难性的，导致马克思所说的梦魇成真。

当然，我们肯定包括私有制在内的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不是要神化私有制。私有制当然不是万能的。正如在当今条件下，公有制有效率损失和交易成本高的弊端一样，私有制也有局限性和消极一面，如有加剧贫富差距的马太效应，有因贪婪和货币权力膨胀而无视法律和道德底线的狂妄冲动，有造成和放大机会不平等的内在趋势。若非如此，资本主义今天也就不会有那么多难以解决的头疼问题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贫富差距的极端扩大而引起社会撕裂动荡、政治极化反弹和改革开放夭折。激进失衡的社会变革往往导致向另一极端的强烈反弹，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大国尤为如此。伊朗从60年中东开放变革的旗帜到后来全面回归宗教极端主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所以过去在私有化呼声很高时，我一直坚持强调说，把如中石油、中石化和中国的大银行这样的大型企业都私有化，变为私人家族控制，不是中国稳定的因素，不会减少而是会增加官商勾结，不是中国人的福音。

记得我和同伴们10年前在《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反思与前景》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与发达国家落差的缩小，中国对外开放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发生着从微不足道、互助互补到竞争对手的转化。同时，国内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市场化发展导致的贫富差距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的严重腐败和权力滥用，都标志改革到了极具挑战性的转折点。正是由于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变化后的多重压力和挑战，改革开放才会结束其第一个阶段或时代，所谓“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

其实，这也不奇怪。40年改革开放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正因为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颠覆性的突破和创新，它必然是探索性的、稚嫩不完善和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过去总是有人埋怨中国改革的步子太慢了，其实这是因为低估了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对中国这艘在历史轨道上航行了几千年的大船来说，仅仅在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起步的短短40年中，就已经旧貌新颜，创造出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何慢之有？况且无论从中国还是外国的发展史看，社会进步不怕慢，就怕倒退和循环反复。

幸运地是，从大历史的视角，改革开放40年已经让中国跨过了几千年来饥饿和贫困陷阱的循环而不可逆转。当然，40年只是一个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如何演变，又会在业已500年的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后续发展史上留下怎样的记录，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今天和以后的挑战。

（本文为作者在第4届复旦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原题《从大历史的视角看改革开放40年》，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