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是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抗争中发展起来的。14-18世纪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为两者的产生共同提供了思想基础。当然，两者很快分道扬镳。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世纪的总和，它像魔法一样从地下呼唤出改天换地的力量和大量的人口。生产的不断变革、生产工具的不断革命化，将全球带入一个持续变革的动荡时代，这是其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我们知道，马克思之后150多年的发展则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新科学新技术的发展令人目不暇接，信息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必须不断重新定义周边世界乃至人本身。现在甚至人类这个物种的外部和内部存在方式都开始受到挑战。

当然如果资本主义发展如此一片光明，社会主义思想即便出现也早就自生自灭了。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的血腥，童工包身工的奴役和大规模贩卖黑奴，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早期的动力。尽管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逼迫资本主义增加了诸如八小时工作制、累进所得税、社会保障保险等社会主义因素，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发展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惨剧，还是使得社会主义得以最初在俄国，后来在一系列东欧国家以及中国这样饱受近代帝国主义之辱的个别亚洲国家取得胜利，形成了二次大战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东西方对垒。

但是，这个曾经具有极大感召力和向心力、又有现代物质生产基础和自身逻辑支持的理想社会，20世纪在这么多国家付诸实践之后，大多数居然在几十年后纷纷解体，而且除了一直坚持暴力高压的罗马尼亚经历了只针对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夫妇的流血事件外，其他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完全和平地解体。特别令人困惑地是，当年感召着无数人特别是亿万青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国家和政党，在其解散、解体的时候，尽管并没什么危险和压力，但几乎没有人出来反对和抗争，被称为“竟无一人是男儿”。这是国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令人震惊和最值得总结和反思的现象。

那么，是马克思的预想遇到了新情况的挑战，还是苏东模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现在看来两者都有。

首先应当说，在经济模式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若干主要框架确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建立，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模式，实行按劳分配。但是由于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按劳分配的“劳”实际上无法计量，所以在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都是用级别和等级的计时工资制来近似按劳分配。这样就自然造成普遍的吃大锅饭，以及在狭窄的等级而且主要是在官本位台阶上的竞争。

而苏东模式又背弃了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属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本质，把计划经济对物的管理延伸为对人的控制。这样，在革命胜利后最初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不断衰减之后，缺乏真实信息的计划与缺乏激励机制的分配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

由于现实版的计划经济完全封杀了每个人的创业自由、择业自由、乃至迁徙、居住的自由，同时极大限制了人们交往和消费自由的选择，使得人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受到普遍压抑。人的能动性思维，包括每个人每天各自都在自我规划的优化选择被规制在一个极小空间内。计划经济要求每个人都拧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无私奉献，脱离了人的本性，窒息了人的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这样在短短几十年后，即便是原本与西欧一体的东德和捷克，其人均GDP水平也跌落为西欧的若干分之一，这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原本想象美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对人们的吸引力。故而邓小平90年说，经济上不去，是这些国家出问题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而是要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一百多年前的设想需要根据后人的实践而改变和发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但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又阻碍了这一点，而这种的政治模式，又恰恰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和设计。

纵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论述，他们终其一生始终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受剥削的经济根源，而国家机器则是人们受压迫的政治根源。因此，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国家，是无产阶级并行的两个历史使命。马克思在经典名著《法兰西内战》中指出，过去“所有的革命只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善，而没有摒弃这个令人窒息的梦魇。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左右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做胜利者的主要掠夺品”。“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4年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有了两个多月的无产阶级实际掌握政权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共产党宣言》中的某些论断已经过时, 这也是他们生前提出的对《共产党宣言》的唯一重大修改，这就是“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夺取旧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达到自己的目的，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是要打碎它，摧毁它，这是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任何国家机器本身都是压迫性的，不可信赖和使用，必须打碎。那用什么替代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让他们找到了这种替代，这就是工人阶级不通过国家机器的全民自我武装和直接自治。仅有如此，才能“防止国家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而这是在迄今为止的一切社会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根据巴黎公社经验，工人阶级这一新替代的政治模式包括几个必不可少的内容：1用武装全体工人阶级及国民去替代常备军和警察，这样使国家失去压迫工具而无法有压迫性质。2、用普选制替代等级授职制，各级政权按自治原则由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随时可以撤换。这样，“公社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3、废除官员的一切特权，所有官员只领取普通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样，通过取消常备军、警察和官吏及其厚禄与特权，公社实现了有史以来真正廉价政府的口号。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的统治就是直接靠工人阶级和人民自己，而不必也绝对不能借助于任何国家机器。恩格斯晚年在为《法兰西内战》写导言时指出，巴黎公社其实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国家的第一也是关键一步。因为国家最好不过是无产阶级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无产阶级将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清除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把这个国家废物全部抛掉。他形象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巴黎公社。它清除了国家的最坏方面。

记得我那时只十几岁，在农村田埂上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拍腿叫绝，觉得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太好的。当然，今天看起来，也许有人会说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政治模式的设想也有空想的成份，但其精神实质，无疑代表了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剥削、又反对压迫，从而追求人类真正解放的不变初衷。不言而喻，苏联东欧的政治模式更像旧国家机器的翻版，而与马克思主义相差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