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二人皆一度因“过激”言论引发争议而采取淡化措施、披上“中间温和”的外衣，但两位少见的激进左右翼人物，却分别吸引了超过460万和360万选民的支持，可见政治极化在当今智利社会已经有了相当的市场，体现了智利社会的两大底层逻辑：博里奇要打破新自由主义的旧世界，卡斯特则要重建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辉煌。

智利与墨西哥这两大拉美国家在经合组织中收入不平等指数最高，来源：OECD/BBC

极化的社会思潮同时造就了两极对立的国会：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左翼和右翼均呈现出不相上下之势，博里奇无法保证获得稳定多数的支持。在愈发极化的意识形态与政党斗争驱使下，左右翼跨党派合作推动施政将成为奢求，“府院之争”恐将继续成为智利政坛的常态，博里奇政府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立法机构阻碍、陷入僵局也将难以避免。

温和稳健的政治运作面临崩塌，而博里奇本人公开喊出的“如果智利是新自由主义的摇篮，它也将是新自由主义的坟墓”，更是引起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和不少人士的担忧。

对于皮诺切特时代奠定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博里奇这位自称“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早就心生不满、希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他看来，这是该国严重不平等的根源，是普通民众权益被忽视的罪魁祸首。然而，无论利弊几何，新自由主义模式毕竟是智利多年来发展的基础和稳定器，变革需要耐心、时间和足够的资源，轻易推倒后带来的未必是稳定的重生。

果然，博里奇刚刚宣布当选，智利市场便投出了“不信任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总统选举结果出炉第二天，智利股市大跌，IGPA指数单日下跌6.2%；智利比索对美元汇率贬值超过4%，创造单日收盘最低纪录；由于博里奇声称要反对“摧毁环境”的采矿项目，考虑组建国有锂业公司，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股价当日更是暴跌11%。

2018年至2020年下半年，国际铜价在低位徘徊导致同期智利出口增长波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2019年经济增长已经创下十年来新低（1.054%）；疫情重创之下，2020年智利经济更是萎缩5.84%，遭遇3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今年在全球经济触底复苏的大背景下，智利预计经济增长也不过5.5%，而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正在加速外资流失。经济现状本就不理想，博里奇的胜选更是“火上浇油”，给资本与市场传递了更加悲观的信号。

失业与贫困率反弹是智利新政府要面对的难题，图源：Reuters/Ivan Alvarado

毕竟智利经济与社会发展已长期依赖新自由主义的“涓滴效应”，即通过给富人减税、给予企业优惠改善整体经济，从而令普通民众随之受益。尽管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内的学者和观察人士，均纷纷抨击皮诺切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从政治与意识形态上控制智利社会，也没有令多数民众受惠，但博里奇“国家干预、加强再分配’的颠覆性理念，可行性也有待商榷。

博里奇在胜选演讲中重申的”四个轴心“——女权主义、绿色转型、权力下放和体面工作——无不依赖国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增长，特别是他对就业机会、改革私人养老金和公共卫生系统的承诺，更离不开巨额投资。面对市场和资本对他的怀疑，一旦博里奇对新自由主义的“重拳出击”，进一步挫伤了企业投资与经营的信心，国家经济增长和财富累积的根本动力缺失，“钱从哪里来”便是一个最常见但又最难解答的问题。

曾经在激进左翼政治人物领导下的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常用的办法是“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债台高筑”，结果便是国家经济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甚至主权债务违约。假如政府财政收入不如预期，为了兑现对选民承诺的博里奇是否也会“病急乱投医”，将智利变成下一个委内瑞拉，的确是一些观察人士担心的问题。

对此，博里奇承诺他会对财政问题负责，并在竞选期间聘请了一批中左翼经济学家，以缓解中间选民的顾虑。对于现总统皮涅拉关于智利处于“非常极化、对立和争执的环境中”之说，博里奇在胜选演讲中承诺将做“所有智利人的总统”。作为拉美的政治风向标，智利何以保持其在该地区一枝独秀的优等生地位，又能缓解当下被疫情不断放大的结构性矛盾，考验的则是这位千禧一代年轻总统的智慧和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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