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轮投票前三日，皮诺切特遗孀露西娅·伊里亚特的去世，更是引发众多左翼支持者走上街头狂欢，既是大选前一次不大不小的插曲，也将民间的左翼支持情绪推向一个小高潮。

不谈右翼在未来国家治理和政策制定中的话语权，在决定国家根本命运走向的制宪问题上，包括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国际媒体和纽约大学智利政治学家帕特里西奥·纳维亚在内的专家学者都认为，左翼元素将起到更大的影响甚至主导作用。长期关注拉美左翼力量的古巴“拉美通讯社”更认为，左翼的崛起已经标志着智利“政治格局的巨大改变”。

与智利国内小气候相呼应的，则是拉美地区大气候的变化。随着智利总统选举结果出炉，拉美地区的主要大国中，有三个（智利、阿根廷、墨西哥）均已“左转”。至于明年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左翼政治人物卢拉的支持率和呼声也呈现出压倒性优势。在过去二十年被左右博弈所主导的拉美政坛，各国左翼力量似乎又一次出现了集体“东山再起”的势头。

随着左翼从智利国家宏观发展道路决策到地方执政版图中的力量不断扩大，博里奇九年内从母校（智利大学）学生联盟主席跃升至国家领航人，既是这股左翼浪潮的自然结果，也必将进一步为这股浪潮推波助澜。2022将至，新宪法、新总统之下，智利何去何从？

二、政治生态的撕裂与“新自由主义的坟墓”？

早在智利两年前爆发全国性抗议示威的当日，总统皮涅拉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表示，相比于分别陷入衰退、停滞和政治危机的其它拉美国家，智利“像一片绿洲”。此话的确并不夸张。

身处经济民粹主义盛行的拉美地区，智利却自皮诺切特时代便实施温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凭借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私有化、稳健的货币政策、“结构性平衡”的“反周期”财政规则和友好的企业营商环境，经济增速在同地区脱颖而出，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拉美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10年，智利成为南美洲第一个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的国家，隔年更是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就连最受诟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而言，智利的基尼系数也从1990年的0.57下降至2017年的0.44，降幅不亚于周边国家。

进入21世纪后，智利人均GDP（蓝线）增长明显高于拉美整体和加勒比地区，图源：World Bank

在政治发展层面，智利也与不少拉美国家不同，以和平、稳健的方式实现了政治转型，确立了稳定和有序运作的民主政治制度。该国政坛意识形态淡化、左右翼分歧相对不鲜明、没有极端的党派斗争，保证了自身政治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经济政策的高度连续性。民主转型以来，无论是左翼或中左翼的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党，还是中右翼的民族革新党，都延续了这一稳定性。

正因为如此，智利的综合竞争力、经济自由化程度、市场开放度、国际信用等级均为拉美之首，被视为拉美国家转型与发展的“优等生”。而智利过去30年成为拉美“绿洲”的经验，离不开两个关键词：政治上的“温和稳健”与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而此次智利总统选举结果的背后，则是这两大支柱面临双双坍塌的可能。

随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经济低迷和疫情冲击，智利政坛的极化声音越来越大，传统的中间温和势力变得越发不讨巧。本次总统选举进入第二轮的博里奇和卡斯特，分别被视为1970年代阿连德以来最“左”和1980年代皮诺切特以来最“右”的大位竞逐者。竞选期间，二人毫无遮掩的公开言论，更是在国际社会中赚足了眼球和流量。

卡斯特是德国后裔，德国联邦档案馆更披露其父亲曾自愿加入纳粹军队服役，担任中尉；他哥哥则是典型的“芝加哥男孩”，曾在皮诺切特政府先后担任劳工部长和央行行长。而他本人则被视为智利的博索纳罗和“与特朗普类似的人物”。出自典型的右翼保守主义家庭，卡斯特不吝自称为“芝加哥学派”的门徒，更公开称颂皮诺切特时代的“独裁遗产”。

竞选期间，卡斯特言语间体现出明显的民粹和威权主义色彩；在移民和气候问题上流露出浓厚的反全球化、反多边主义色彩，扬言当选后智利将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抨击南美进步联盟和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反堕胎、反LGBTQ和反离婚问题上，他并不掩饰其反女权主义的逻辑，甚至声称考虑取消妇女部；而在国内施政方面，他继续不遗余力地鼓吹企业减税、放松市场管制和推动企业私有化。

称颂皮诺切特遗产的卡斯特也是重新制宪的反对者，图源：Mauro Pimentel/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而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候任总统博里奇则将左翼和进步主义的理念表露无疑，与右翼对手可谓针锋相对。倡导环保和绿色转型的他，已经表态要着手限制矿业这一国家支柱产业；面对收入差距冠绝经合组织的现实，博里奇承诺要提高劳工福利待遇，加强公共医疗、高等教育和私人养老金改革，并征收“超级富豪税”和“巨额财产税”，通过政府干预市场和再分配来构建福利社会；同时，他还主张保护妇女权益，支持权力适度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