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讨论“南京大屠杀有多少人死亡”才是有可能的。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日本人残杀30万人和残杀20万人，甚至残杀2万人，哪怕是如同纳粹军队在巴黎那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性质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2017年1月24日，日本APA酒店标识。放置“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书籍引发了广泛讨论。24日，国家旅游局召开发布会，对日本APA酒店错误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呼吁自觉抵制APA酒店的错误做法。（@东方IC）

归根结底，正是因为日本人历史观的虚无和碎片化，中日两国民众才难以达成共识。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提醒他们一两次，也许还可以得到一个含糊而不耐烦的“是是是，你说得对。”提醒的次数多了，不免就要焦躁起来：

“无路赛！你们要让日本人道歉几次才罢休呢？”

中国人需要的不是日本人道歉多少次，甚至也不是赔偿多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赔偿越来越无足轻重了——中国人希望的是日本人能够像井上清一样，从总体上承认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和侵略性，建立这样的一个认识基础，然后我们才有建立更高级的共识的可能。

想要解释日本的主流社会为什么无法理解南京大屠杀，要考虑的是日本主流社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很多日本知识分子热衷于研究本民族的精神特质，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对内而言相当普遍，而对外来说非常稀有。一些拥有国际视野的日本学者在对日本民族的精神特质的研究上有着丰硕的成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也达成了共识。接下来的论述将主要建立在这些共识上面。

大和号上为何没有“一声炮响”？——日本人被“现实”所束缚。

海军少尉吉田满曾经是战列舰“大和”号的乘员，他在《战舰大和的末日》这部纪实文学中记录了这艘战舰最后一战：1945年4月5日，日暮途穷的日本联合舰队下令“大和”号战列舰加入自杀式的“特攻作战”，这艘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上升起了象征有去无回的“非礼法权天”旗帜。当时在军舰的军官舱室里爆发了激烈的讨论，青年将校们都在思考，自己究竟是为何而死呢？炮术军官臼渊大尉在激烈的辩论中说道，这次出击毫无意义可言，不能给敌人任何打击。而我们死去的目的就是要证明战斗的徒劳，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意识到战争的无意义而去追求和平。这也是众多“神风特攻队”成员们在赴死前的想法：要用自己的死亡证明战斗的徒劳和战争的无意义，从而结束战争，让民众得到醒悟。

一战末期，日暮途穷的第二帝国下令德国公海舰队进行类似的自杀式作战，谋求“光荣的沉没”，结果基尔水兵发动大起义，推翻了让他们去送死的政权。看来这种“牺牲自己”的逻辑恐怕很难被别的国家的人理解，至少德国人肯定是理解不了的。

按照德国人的逻辑，既然水兵们知道了战斗毫无意义却要送死，那就理应反抗这个让人送死的政权，下面应该是“大和号一声炮响，革命的水兵冲进樱田门”了。

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后勤军官想尽办法为大和号搜集了足以在母港和冲绳之间往返的燃油，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单程作战。在遭到美军空袭的时候，大和号的高射炮拼命地射击，进行明知徒劳的战斗，当然最后还是被炸弹和鱼雷送进了海底。

众多“觉醒”了的神风特攻队员们，也没有谁去开着自杀战机撞了陆军省或军令部的。倒是有些不那么“觉悟”的神风特攻队员们，去海上溜了一圈，便报告“没发现敌军”返航了，他们看来是并不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启迪谁的。

大和号的舰员和神风特攻队员们们的反抗是一种精神上的反抗，行动上的助长：一方面他们似乎认识到战争的罪恶，一方面他们又去为这种罪恶推波助澜。

如果说这些人的行为仅仅是奇怪，那么现代的日本人居然会接受他们的想法，那就更奇怪了。

丸山真男在《军国支配者的精神形态》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日本人的思维中，‘现实’并不是正在酝酿或者将要产生出来的事件，而是已经发生的事件，说的再清楚一点就是‘已经在别处发生而波及到我这里’的事件，因此，日本人所为‘现实性’的行动，就是活在过去的束缚之中。”

“现实”一旦“已经发生”，就成了无法抗拒的神明，思维被过去所束缚的人，是不可能挺身去反抗“现实”的。因此唯一的选项便是将现实合理化，所以当大和号的舰员们明知神风特攻毫无意义，却无法想到推翻这种现实，而只是在现实的束缚下，挣扎着要寻找出一个“意义”来——这种“意义”是怎么都能找到的，就像有些人总是念在嘴边的“花钱买个教训”一样。

“东张西望的日本人”

为什么日本人会被“现实”所束缚？丸山真男的观点是，在这林林总总束缚着日本人思想的现实之上，有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日本的开国。

民族文化的形成源于这个民族现代化的第一声啼哭。现代化会将一个民族“自然生长”出的和从外界随意吸收的语言，思想与文化加以扬弃，并且推广到所有民族成员。

开国作为日本现代化的起源，成为了日本民族文化形成的决定性事件。“开国”的实质是：世界的进步发生于日本之外的某处，现在这种进步（洋人的坚船利炮）已经波及到了日本，如果不赶快仿效这种进步，就会被这种进步所征服。

这个事件造就了日本民族文化就是“要赶紧追上别处改变脚步”的紧迫感。

因此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主流社会在思想上的最大优点，就是贪婪的求知欲望和迅速的学习。由此引发的最大缺点就是思想上缺乏了自我的评判标准，将“好”的标准等同于“新”。头脑不断地被外来的新事物所占领，从而缺乏系统性和继承性。

这种特性为丸山真男概括为“日本人不断地东张西望”又被后来的学者进一步地阐释为“日本人的思想会迅速改变，而变化的方式始终不变。”

这种“新”并非是“将来时”的新，而是“过去时”的新，是“已经发生并波及到我的事情”中，最近发生的东西，也就是“现实”。

正是因为学的太快，学的不求甚解，日本式的学习是缺乏批判的学习，是对过去的思想成果缺乏继承的学习。

在半个世纪以前，丸山真男略带抱怨地对日本人的思想作出如下批评：

日本的论争史更为直接地，或者简直说是漫画一般地表现了一个传统：就是思想不能在对抗和积淀的基础上成为结构。日本人理论论争时往往还没弄清哪些问题已经解决或者理出头绪，哪些问题还有待于今后解决时，就不了了之。因此过了许久又因某种原因就同样的主题又开始论战，一切都从头开始，而不是从之前论战的基础上展开。

在日本，内容上多少有点体系的思想和教义，都是古时候从外部引进的，不过，这些思想在进入日本之后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编，而且是被较大幅度地修正过，并不是囫囵吞枣，全盘吸收，所以要想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找出“日本的东西”注定要失败。不过，我们倒是可以研究一下日本人修正外来思想的模式，在这些模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共同特征，这个特征并不是什么高级的思想境界，而是存在于日本人普遍的精神状态之中，我们日本人在不断地向外界东张西望，向外面的世界寻求新的东西，这是长久以来日本人没有改变的精神状态。

正是这种固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日本人的看似经常发生剧烈的变化，并且缺乏连贯性。但在其中保持连贯的却是唯“现实”马首是瞻的膜拜。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人的思想中就存在着对立的两级：一方面是从外界影响到我的“现实”的大地，一方面是构建精巧，却如同空中楼阁悬浮在半空中的理论。理性行为就这样被理论带到了半空中，像撑杆跳一样靠脆弱的支撑立在大地上。

行为看似是被理论所支配，但实际上是被现实的大地所支撑，为了不离开现实的大地，思想就只能在竹竿上摇摇晃晃地拼命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