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于农户来讲，村庄又是十分重要的，很少有农户进城后就完全断绝了与所在村庄的联系。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当前农村“中农”来讲，他们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是有能力进城务工经商的群体，他们之所以仍然留守农村，是因为在农村也可以通过捕获进城农户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获得较高收入。如果农村没有足够的获利机会，他们很可能就会进城。留守农村的“中农”群体往往是那些进城意愿比较弱（比如，不喜欢城市的吵闹，家中有高龄父母需要照料，等等），又有能力优先获得他人让渡获利机会的群体。之所以有能力优先获得他人让渡的获利机会，往往与留守“中农”会做人、善于搞关系有关，比如帮进城农户照顾他们留守农村的老年父母，以及照护进城农户的房子，等等。

从进城农民来讲，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龄大了却还可能返乡。返乡的原因很多，一是年龄大了，失去在城市就业机会，不得不返乡；二是返乡从事农业生产，与土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获得收入，而且具有意义；三是农村生活成本低；四是村庄的熟人社会比城市生活更加有趣，等等。

从农户家庭来看，农户家庭中保持“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有利于农户家庭充分利用城乡两个机会结构来实现获利最大化。

正是进城农民仍然保留了农村退路，或农村可以为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提供农村的农业收入机会，而让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的农业和村庄仍然是农民的机会与保障。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农村为农民提供的保底、退路与选择权利是极为关键的。这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民阶级成为建设性力量的关键。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必须建立在农村空心化，同时村庄和农业对农民又十分重要的认识基础之上。

资料图：湖北日报

二、农民城市化带来的三个效应

在中国中西部农业型农村地区，农民城市化对村级治理造成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具有在城乡之间进行充分就业选择的自由；二是之前相对封闭的村庄边界变得开放起来；三是随着村庄人口减少和村庄边界开放，村庄事务大幅度减少，村庄矛盾的性质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一）城乡之间的机会众多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发生在城市，实际上，因为不再允许乡村兴办工业，农民主要是进城去务工经商以获得利益。正因城市有着几乎无限的获利机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多进城去了。正因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他们让渡出之前的农村获利机会，让那些最不愿意或最不能够进城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可以通过捕获这些获利机会而成为“中农”。城市为农民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机会，农民就业与收入就不是非得依靠农村和农业，农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家庭周期与个人生命周期理性选择在城市或乡村的获利机会。

总体来讲，城市更加市场化也有更多机会，农户增收主要靠在城市务工经商。实际上，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户已靠在城市务工经商在城市买房了（主要在县城），同时这些农户并未放弃农村，一方面是将农村作为退路，另一方面农村生活成本低，尤其适合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这也是造成当前农村老龄化十分突出的原因。

中国城市化快速进展，之前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机制障碍几乎被全面清除了，国家又通过限制城市市民和资本下乡，让农村和农业成为农民的保障。当前城乡二元体制仍然存在，只不过这个二元体制是限制资本下乡、保护农民的体制，而非限制农民进城的体制，因而是一种保护农民的保护型城乡二元体制。

因为农民可以自由进城务工经商，且实际上绝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进城务工经商甚至已经在城市买房，农户家庭就不是非得在农村通过农业获得收入，农业和农村更多只是农户家庭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保障。

以上说这么多，是想说，当前村级治理的重点显然不是在村庄中发展经济。因为农户家庭从全国市场中获取增加收入的机会，村庄治理的重点应是保障基本生产、生活秩序。试图通过村干部带领农民改天换地改造河山从而增加收入致富奔小康，显然是没有可能，也无必要了。

村级治理工作的重点是在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上起保障功能，而非带领农民致富。城市和市场为农户家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与机会，全国农户家庭已经利用这个舞台和机会成功地实现了增收，甚至完成了城市化。村级治理的核心是为缺少城市与市场机会的农户家庭和农民群体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保障。

（二）村庄边界的开放

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村庄是相对稳定的，村民世世代代在村庄生活，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也都在村庄中开展，主要收入也来自村庄。尤其在1990年代中国开启快速城市化前的数十年中，受制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农民缺少进城务工经商的机会，甚至缺少从农业以外获取利益的机会。在乡镇企业兴办阶段，农民“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从农业以外的乡镇企业获取收入。而到了现在，农户家庭主要收入都来自在城市务工经商收入，村庄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都已进城去了。

当前农户家庭不仅主要收入来自进城务工经商，家庭主要劳动力大多进城去了，而且农户家庭正在搬离农村进城甚至已经在县城买房，农村和农业对于农户家庭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

正因村庄不再是农户家庭唯一的不可离开的生产、生活场所，农户家庭和农民对于村庄生产、生活的依赖性就会大大下降。

在农户主要生产、生活都发生在村庄且村庄封闭难以逃离的情况下，农户家庭参与村庄生产、生活事项就不只是一次博弈，而且会形成路径依赖，即农户在村庄中的一次妥协就会成为每次妥协的依据，一次斗争的胜利也会为下次斗争积累胜利的资本。

在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集体行动中，有农户家庭当钉子户，拒绝出钱出力，其他村民如果无法强制钉子户执行的话，就必须通过对钉子户的妖魔化，让钉子户承担声誉上的代价，成为村庄的边缘人，甚至因此让钉子户家庭娶不上媳妇。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通过败坏钉子户的声誉让钉子户付出代价，才可以防止其他农户搭便车当钉子户。如果钉子户不付出代价，人人都学钉子户，村庄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无法维持，在相对封闭的村庄中，缺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无疑是所有农户不可承受之重。

也就是说，在相对封闭的村庄中，农户之间的行为包括公共品筹资筹劳、利益冲突、人际交往，都具有很强的总体性，每一次博弈都会与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预判联系起来。因此，冲突就会充满着道德力量且往往会最大限度动员起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参加冲突。与此相应的就是村级治理会有很强的情感力度，村级治理就会具有重治理的特征。

在边界开放的村庄，农户之间的行为不再具有总体性，就事论事，一件事情一件事情解决，村级治理中的爱恨情仇大幅度减少，利益的历史恩怨也逐步消散，村级治理变得更加理性，轻治理成为主流。

（三）村庄事务大幅度减少

随着农户主要收入来自进城务工经商，甚至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进城，村庄边界开放，村级治理就越来越难以且不需要进行重治理，而越来越倾向于轻治理。

随着村庄人口的减少，在村庄开展的生产、生活实践必然会指数级下降。之前村庄激烈争夺的小小利益，因为城市中的大量机会而变得不重要了。反过来，因为有了大量的在城市获利机会，从城市获利就可以缓解村庄之前的利益争斗。村民人数减少，互动数量成倍减少，发生冲突的概率也就大幅度降低。

由于村庄边界开放，村庄就很难再通过将钉子户边缘化，让钉子户付出声誉代价来罚惩钉子户，因为钉子户的利益并不完全在村庄，甚至钉子户就不在村庄。因此试图通过罚惩钉子户来防止其他农户搭便车，也就不再可能。通过高强度的道德规范制造高情感能量的舆论来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几乎不再有条件。或者说，村级治理向内动员的成本大幅度提高，甚至不再可能了。基于强有力的道德情感与自己人认同的村级治理难以持续。

（四）小结

在当前农民快速城市化、农村空心化的背景下，之前包含有强烈情感道德力量的总体性治理难以持续，村庄向内动员能力大大降低。同时，正因村庄利益不再是决定性的，来自城市的收入与机会使得村庄事务的数量与性质都发生改变，一是村务数量指数级下降，二是村庄矛盾也变得简单、理性、可调解。

同时，因为城市有了远多于农村和农业的就业与获利机会，农户家庭可以自由进城获利，村级治理的主要工作就不再是经济的和生产的，而是保障的，是如何在空心化背景下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也因为村庄边界开放，城市有远多于农村的获利机会，村级治理能否保障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就会成为推动农户家庭进城或留村的一个重要变量。如果村级治理可以维护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户就可以更加从容地在城乡之间依据自己的家庭周期与个人生命周期进行选择，村庄就可以承载更多作为保障的功能，中国城市化就可以更加有质量与有效率。如果村级治理无法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农户家庭就更加缺少在城乡之间从容选择的空间，就更缺少在农村的退路和保障，以及就可能更加难以保证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在村庄边界开放的情况下，仅仅靠村庄内部动员来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的难度变大。因为维持村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本身不仅可以为农户家庭提供更多选择，而且可以大幅度提高城市化的质量，国家就有责任向农村输入资源，以保障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维护有效的村级治理。

实际上，最近10多年来，国家向农村输入越来越多的资源，为农村提供了大量基础性的公共品。正是国家投入资源所维系的农村生产、生活秩序，使农户家庭可以在城乡之间有更大的选择自由，以及可以保证更高质量的城市化。

现在我们要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主要的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或村级治理的重点是什么?当前国家资源投入到农村究竟要达到以及应当达到什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