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认真讨论过帝国的概念问题。但即使在一些努力澄清帝国概念的学者那里，也还是存在一些含混的理解。比如，有的学者否定了自秦汉以来的中国曾经有过帝国，但还是把秦之前的周朝理解为一个帝国，理由是周朝对地方的统治并非是直接统治，而是一种间接统治，这跟西方的帝国有类似之处。其实，这也是一种对周朝的政治结构不准确的理解。毫无疑问，周朝跟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有着根本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帝国与中央集权的王朝国家的区别，而是封建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区别。历史上的周朝并非是一个征服体系，而是由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形成的分封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的七十几个封建诸侯国，并非周朝向外征服建立，而是周朝按照亲疏远近、击败商朝的功勋大小而分封的，这些诸侯国的民众都是中华民族。中国周朝时期的国家政治结构跟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有类似之处，而跟西方的帝国，诸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有着根本区别。

需要澄清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国家结构在有些方面似乎跟西方的帝国有相似之处。在秦汉之后的历史中，中国的朝廷有时候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很松散，有些时候并非是实行直接统治，而是一种间接统治。比如中国边远地区的土司制度曾广泛存在，这在古代称之为羁縻制度。

如果说古代中国不是一个帝国，怎么理解这种国家结构跟帝国有相似之处？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跟帝国理念完全不兼容。中国的国家建构有一套政治理念、政治理论，一种政治信仰，这就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这个思想主要是来自法家和儒家，尽管这两种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学派经常相互辩论。中国自秦以后的制度是儒表法里，国家的基本框架和制度按照法家的原则，具体表现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这就是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而儒家则给社会提供纲常伦理和道德规范，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规范君臣关系。

这里确实有一个现实问题。在古代，中央要在一个巨大疆域实行大一统的垂直统治确实很困难。由于古代的生产力低下，诸如物质发展水平、交通道路和工具等都很落后。这对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确实造成了很大困难。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比如长安、洛阳、北京等地，要在边疆地区实行垂直统治是有困难的。从云南贵州去京城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垂直管理当然有很大的难度。但大一统在秦汉之后已经成为儒法两家的共识。于是从秦汉开始就运用一种新的制度——羁縻制度来管理边疆地区。羁縻制度是个权宜之计，当中央政府力有不逮，权力达不到地方，没有办法进行直接统治的时候，可以暂时让羁縻之地有自治权，类似于帝国对征服之地的统治。羁縻制度比较松散，比如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土司制度，自己管理自己，只要做到纳贡、效忠朝廷即可。

位于贵州遵义的海龙屯土司遗址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是古播州土司杨氏土司屯兵重地，见证了土司制度的鼎盛时期（图源：视觉中国）

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羁縻制度和帝国统治是一样的？其实差别非常大。中国自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人心。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央政府在一些时候可以赋予地方很多自治的权力，但这些自治权决非地方所固有。中央政府可以授予地方很大的自治权，但由于法源是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在条件成熟时完全有权收回，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这和帝国不一样。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已经深入到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骨髓，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所以，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羁縻制度是对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制度的一个补充，中央政府通过一套非常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把所有的疆域都统一起来。

有的时候，古代中国表面上看起来跟帝国类似，甚至有的边疆地区比帝国下属地的自治权更大。但在中国，边疆地区的全部权力都是中央授予的，而不是地方固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也就是说，大一统的郡县制虽然一时无法没有达到四周的边界，但从来不是本土外的征服体系。对中央朝廷来说，所有的边疆地区已经纳入了大一统的国家框架。所以，从形式上看，中国古代大一统框架下的羁縻制度与帝国制度有着本质区别。我觉得把帝国和我们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区别开来很有必要，如果不加区别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而且会对现在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造成威胁。当然，羁縻制度和帝国制度的比较研究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当中需要很多细致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