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帝国后期，虽然也有被征服地区的民众可以申请成为罗马公民，但帝国的统治构架并没有变，帝国内部也严重缺乏同质性。罗马帝国的统治构架和同一时期中国的秦汉确立的郡县制完全不一样，也跟一般王国不一样。罗马帝国的形成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近代以来西方各国建立的殖民体系其实都带有帝国色彩。从古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第三帝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帝国等，都有着帝国的影子。

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跟帝国是两个有着根本区别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是产生于帝国的衰败。帝国衰落导致近代王朝国家崛起，而王朝国家就是欧洲最早的民族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国家。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之外的王朝国家，如英法等国开始逐步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特征：明确的疆域、民族共同体、能有效地管辖民众与疆域的政府。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沉重打击了当时掌握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进一步加速民族国家的形成。这场战争不仅使得帝国之外的英法加快了走向民族国家的步伐，而且也不得不同意帝国内部的荷兰、瑞典等诸侯国独立，同意帝国内的诸侯国可以自行确立官方宗教。

这场三十年战争使得神圣罗马帝国进一步的空壳化。由于这个原因，史学界一般把沉重打击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威斯特伐利亚战争看成是加速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重要事件。从17世纪中叶起，欧洲大陆的民族国家从帝国里面脱离，走出了帝国的阴影，从此国家是一个王国，而不再是帝国。这种新的国家形式有明确边界，有共同认同的民族共同体，有权威的政府，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就这样出现了。所以说，帝国有专门涵义，这个词意味着殖民，掠夺，扩张，奴役，经济霸权，强制性文化输出，非此即彼的一神教等等。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历史上有过吗？因此，中国历代王朝都不能称为帝国。

如果把帝国理解为一个由宗主国与被征服地区共同组成的征服体系，那么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帝国。中国在秦朝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嬴政自称“皇帝”，但这个大一统国家并不是帝国。中国自秦以后就是郡县制的垂直统治，所有的官员都是朝廷任命，不存在什么委托管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结构形式如韩非子所讲，“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秦灭六国后，把全国划为三十六郡。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并非由地方组成，而是由中央政府划分地方。中央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先于地方。国家所有的统治权力都源于中央，地方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中央对地方是“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帝国，中国的语言文字也来没有帝国这个概念。

秦朝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西汉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唐朝前期疆域和边疆各族分布图（669年）（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中原文明也推动大一统国家内部的同质化。中国古代的中原文明是吸引融合周边各民族的强大文化软实力。孟夫子称之为“用夏变夷”。汉代之后，人们常常用汉化来解释中原文明对大一统中国同质化的进程。这跟各种异质文明共存的帝国也有着根本区别。

清朝疆域图（1820年）（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如上所述，在西方政治话语和学术语言中，帝国是一个由中央地带与从属地带共同组成的征服体系。如果把中国古代王朝的强盛时期称之为帝国，就意味着中国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征服体系。西方一些学者常常把中国的清王朝称之为帝国，认为清王朝的疆域是一个征服了多个领土、多个民族的多层次体系，疆域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区都是帝国的板块，只是暂时被清王朝用武力所统治。按照这种观点，清王朝崩溃以后，帝国的一些板块就应当独立出去，就像当年沙皇俄国崩溃以后，各个板块独立出去一样。所以，如果承认清王朝是帝国，就意味着中国的边疆是被清王朝征服的，清王朝一旦崩溃，这些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边疆地区就应当独立出去。这也是为什么一些西方人支持中国的西藏、新疆独立的原因之一。所以，中国在清代不是一个帝国，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西周分封示意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

战国形势图（图源：《中外历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