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此前以“自由贸易”为口号的贸易全球化，大约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全球产业出现转移和重组的明显趋势。许多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转型升级以后，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在那里投资设厂，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积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发展出口导向性经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制造业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再转移到亚洲，新的产业链在全球开始形成。

1978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对世界来讲产生深刻影响的事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式揭开帷幕。1979年，中国颁布了第一个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一年，泰国正大集团投资1500万美元，拿到了深圳市0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在华投资的外商集团。从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开始参与到生产全球化的大潮中。

推动全球产业链形成的基本动力是区域分工和比较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全球化生产，全球生产形成了一个相互协作、相互依赖的链条。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生产出所有的产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全球经济体系独立发展。众所周知，中国的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需要采购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核心部件。同样，每一个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几乎所有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也同样需要采购其它国家的重要部件。

以美国的苹果公司为例：苹果公司的所有产品及其零部件均由第三方企业制造，关键部件制造和供应分布在美国、中国、德国、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荷兰、菲律宾、中国台湾、泰国和新加坡，其中苹果计算机、iPhones、iPads和iPods装配在中国完成。

再看美国引以为傲的航空制造业：波音公司商用飞机制造已经放弃完全自主投资方式，不再独立承担新型客机的设计和制造，而是根据新型飞机和零部件的复杂程度，在全球范围选择风险共享伙伴，采取与风险共享合作者共同承担研发和生产成本的方式减少投资。波音787飞机的零部件和子系统依靠全球采购。787新型发动机既有来自美国通用电气的发动机，也有来自罗尔斯·罗伊斯遄达（Trent）发动机。如果按价值计算，波音787飞机90%的设计和子系统依靠外购，按部件计算，进口比重大约到70%。

从以上对全球化进程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从殖民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到生产全球化是一个逻辑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推动了工业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也使世界在经济上逐渐融为一体。在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遗世而独立。

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

如果说早期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关系形成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两者的关系则不再像往常那样清晰了。相反，产业链的全球化正在侵蚀和削弱着民族国家的主权。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摩擦，越来越多于他们之间的相互促进。那么，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

首先，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后，经济全球化得到了深入发展，由它所带动的国际性交往和联系急剧增加，全球性的瘟疫、跨国犯罪组织、全球生态、恐怖主义、核武器、移民和难民、金融危机等治理问题，远远超过了普通单一民族国家的能够应对的能力。解决这些问题，比如世界各国应对2020年的新冠疫情，既需要主权国家内部的力量，也需要民族国家对外寻求全球性的协商和合作。为了继续维护国际秩序，诸如联合国、欧盟、WTO、WHO等跨国性组织自然就在当中发挥重要影响。但这些国际性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权力将被制约。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的一系列“退群”行为，特别是2020年退出世界卫生组织，都可以视作部分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弹。

其次，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化的形态，对民族国家的传统治理能力构成挑战。根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公布的数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在1968年为7276家，1973年有9481家，1987年为10727家。自1960年开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数量也在不断地增长，从1969年的2.73万家增加到1980年的9.8万家。”据联合国贸发组织《2009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全世界有近8.2万家跨国公司，其中国外分支机构达到了81万家。

大量跨国公司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需要向劳动力价格低廉、税收和投资市场较好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资本，客观上减少了本国的就业机会。同时，由于投资和生产等环节都转移到了国外，也压低了本国政府应当收到的税款，削弱了本国政府进行税收再分配的能力，于是出现了经济联系的全球性与社会福利的地区性之间的矛盾。

再者，全球性的经济交往日益扩大，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多。在资本自由流动的背景下，各国防控金融风险、抑制投机性资本的压力必然增大。资本没有国界，具有很高度的流动性和强烈的投机性，但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强加给了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国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中说道，“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一些较为极端的全球主义者甚至认为，民族国家正在走向终结。美籍日裔学者大前研义所指出的“从经济活动的真实流动角度，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它们作为今天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中的有意义的参与单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