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寒竹】

确诊81475053例，死亡1798050例。

这是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留给世界的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12月31日的统计。

如果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疫情更为严峻，全球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180万。

2020年这场罕见的疫情，在爆发三个多月后蔓延至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种病毒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把过去存在多年的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基本矛盾前所未有地彰显出来，给原本就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带来了极大冲击。

一场新冠，改变了世界发展格局。图片来源：霍布斯金大学网站截图

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的人员与物资的密切交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常态，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彻底切断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这种各国在经济生活中的深度交融，使得新冠病毒以人员与物资为载体在世界上迅速蔓延。人们走过2020年后清楚地意识到，世界真的回不到过去了。在这个扁平的世界中（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只要有一个国家的疫情尚存，整个世界都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

另一方面，2020年人类社会抵抗新冠疫情的实践表明，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各民族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和最根本的安全屏障。从新冠病毒爆发伊始，世界各国政府都先后启动了防控疫情的各种措施，也对边境和海关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全球抵抗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在这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病毒的瘟疫中，独立的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最根本的安全屏障，国家主权的行使和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是防止、治疗和控制新冠病毒最根本的力量。

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后，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表现，各国政府对防控疫情的不同态度和采取的不同措施，使得新冠疫情在各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走过了2020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在全球化进程中告别民族国家只是一种浪漫的幻想，主权国家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治理社会的组织形式。

鉴于此，本文对2020年的回顾不再聚焦于这场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疫情，而是把2020年的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考察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矛盾运动，展望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

2020年是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发生激烈冲突的一年。美国在疫情大爆发时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把美国政府在世界组织中的“退群”和“逆全球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2020年的美国大选中，民众形成了泾渭分明两大阵营，双方都党同伐异，极尽妖魔化对方之能事，而在双方冲突的背后，则是美国社会对全球化的两极看法；在大西洋另一边，英国在2016年6月23日举行脱欧公投的1318天后，在2020年1月正式脱离欧盟，结束了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并在2020年结束前6天与欧盟最终达成了历史性的脱欧贸易协定。

2020年所发生的这些的现象表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英美等国拒斥全球化的偏激声音越来越大。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率先走出疫情和恢复经济发展，随着RCEP在2020年11月15日的诞生，一种新的全球化正在逐步形成。

一、全球化是不可逆的历史发展趋势

一般说来，人们使用的全球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的广义全球化。这个广义全球化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四百多年，可以称之为殖民全球化和贸易全球化的时期；全球化的另一个含义则是特指最近几十年形成的生产全球化。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以全球分工为基础的产业链形成了生产的全球化。广义的全球化和狭义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先后的继承关系，在时间上也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西方国家以先发优势对外扩张和殖民，在工业化国家与落后国家和地区之间强力推行严重不对等的贸易，“自由贸易”成为这个时期贸易全球化最响亮的口号。正如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的，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实现了从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变革”。“西方人从它获得了好运，获得了比其他文明更为优先的发展，并迫使其他文明统一于真正单一的世界范围的社会中。”

相关资料显示，“到1914年时，英、法、德、比、葡、荷、意大利七国的海外殖民地在数目上达到115个，面积达20,453,757平方英里，是其领土的20多倍，人口达530,493,654，是其人口的近三倍。这些国家把殖民地既当作提供丰富资源的产生，又把它作为销售产品的市场。到了19世纪末，移民浪潮已达前所未有之势。在军事武力的支持下，人员、物质以及信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世界范围的流动。”（杨雪冬：《全球化理论：对现代性的反思和超越》）

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西方率先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从而使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能够有效整合，并依靠民族国家的强大力量去海外拓展殖民地和市场。因此，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西方的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是相伴相生、相互促进的关系。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内在地要求统一的民族国家市场的出现，而民族国家掌握的垄断性、暴力性权力，也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强大后盾。所以，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首次确立以平等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秩序开始，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一战爆发，民族国家逐渐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政治组织形态。

在西方话语叙述中，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勇气和财富的象征。但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资料图）

西方先发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推行贸易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各国相继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全球化缩短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原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加速步入了现代化进程。这是西方先发国家没有意识到的客观后果。到了二十世纪，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被拉进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先发国家在以武力推行殖民和贸易全球化的同时，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个西方国家并不乐见的抵抗全球化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全球众多新兴民族国家的独立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历史潮流，是西方先发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客观后果，而并非西方国家的初衷。全球化也因此埋下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冲突的矛盾根源。

从大航海时代开始，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到二战结束后的五六十年代，西方在全球建立的殖民体系相继崩溃，而西方资本推动的贸易全球化，或者说“自由贸易”到二战后才算基本实现。但是，由于战后世界形成了东西两大敌对阵营，全球“自由贸易”的形成严重受限。西方形成了以关税总同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本框架的全球化经济体系；而苏东集团的经互会则自成体系而与西方对立。与此同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在经济上则与这两大经济体系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自己在经济领域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

当世界进入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发生了一个重大飞跃而进入了第二阶段。全球化不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全球化，而是生产的全球化，是全球分工和全球产业链的形成。这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成为全球化的主体力量。在计算机、通讯技术、网络科技和交通日渐便利的情况下，国际交往日渐加深，国际分工不断扩大，以至于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寻求资源、资金、人力等生产要素，并在世界各地分工设厂，以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利润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