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观察者网：在4名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议员资格后，有15名反对派议员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这算是香港政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立法会议员集体离任。有港媒将此称为“核弹级”政治动员，在您看来他们这一举动实质上会有多大影响？

寒竹：我个人认为这次“总辞”不会对于香港社会有什么大的影响。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相当于为立法会议员履职设立了爱国标准；再结合之前香港国安法的颁布，从战略全局来看，中央是在一步步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1997年回归后，中央对香港一直拥有全面管治权，只是这个管治权在很多具体实施的问题上概念模糊，现在明显是要更加全面地落实管治权限。这是大势所趋，所以他们即使“总辞”，也难有太大影响，出现像去年那样大规模上街游行抗议的可能性不大。

有些媒体的讲法，看看就好，不一定准确。反对派议员一下子DQ（取消资格）4人，其他15人集体辞职，一方面更像是打悲情牌，试图以此获得香港市民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激起香港人的愤怒，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意味。

15名反对派议员宣布“总辞”。（图自光华网）

立法会法定议员70名，但因早先有部分议员已被取消资格或拒绝延任，现在实际上只剩下62名议员，其中建制派有41人，反对派或所谓的“泛民主派”只占了21席。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明白，要想在立法会上继续“杯葛”或破坏，力量是不够的，实际上再也动不了什么东西了。

观察者网：以往若有大的影响，多是有外界力量在旁推波助澜；这次外部有哪些力量可以为反对派提供实质性的助力？

寒竹：西方有提供舆论支持，比如11月13日英国召见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但是这些更像例行公事，出来表个态，你说能给反对派提供多大支持？大势已定，很难改变。现在和去年修例风波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对他们来说，干涉香港事务的时机已经过了。

观察者网：您刚也提到反对派议员再走15人后，建制派在现时立法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有观点认为，香港正好可以借此通过23条立法，您认为这时机合适么？

寒竹：不一定会这么急。按照惯例，议员辞职或被DQ，这实际上意味着基本丧失了再参选的资格。换而言之，等疫情好转，立法会选举恢复后，建制派在立法会上依旧能占绝大多数席位。我认为那时再通过23条立法会比较稳健，急于一时，或操之过急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观察者网：如果说23条立法过于敏感，那关于立法会“拉布”（filibuster，冗长辩论）的规则是否可以借机修改？毕竟恶意“拉布”的存在确实直接导致立法会运行效率低下，若不再改，可能又会成为下一届反对派议员闹事的手段。

寒竹：修改规则是有可能的，不过我认为这暂时算不上必须完成的大事。虽然一两个人都可以“拉布”，但“拉布”效果实际上跟人数、氛围有很大的关系。之前一两个反对派议员在台上“拉布”，后面有二三十人撑着；若反对派在新一届立法会上只占极少数席位，届时“拉布”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香港市民集会，支持修订《议事规则》（资料图/大公网）

而且，这次人大释法也释放了一个信息，即作为立法会议员，必须要爱国爱港，要尊重宪法和基本法。如果后续反对派议员选择在个别民生问题上“拉布”，这其实没什么实际意义，影响不大；而在涉及“一国两制”，涉及对宪法、基本法的尊重问题上，反对派议员若是直接挑战，其议员资格就有可能会被取消，因此“拉布”的可能性也不大。

总而言之，如今有这么一个刚性的规定存在，反对派议员能“拉布”的空间实际上已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