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是主要撰稿人与编辑。1916年，该刊物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成为主要撰稿人，《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这场思想文化运动激烈抨击传统，主张个性解放，宣传科学与民主精神，引进和介绍西方各种思潮，其中包括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革命运动。

所以，到了五四时期，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青年学生、工人、商人和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在思想上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现代民族和国家的意识，有了对科学与民主的基本信念。对于大多数文化人来说，国家并非来自上天，而是来自人民；国家与领土不再只是朝廷“肉食者”的责任，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责任。这种民众的觉醒是五四运动能够爆发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在五四运动期间创办的《湘江评论》创刊词上有一段话，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中国青年学生在五四时期的家国情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了解了毛泽东在五四时期讲的这段话，也就了解了罔顾中国国家主权的“巴黎和会”何以能够激起中国全社会的激烈抗争。

对于中国社会大众在五四运动中的觉醒，对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的现代民族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国外旁观者也有记载。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 S. Reinsch）曾这样描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从巴黎决议的不幸中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民族觉醒，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结合成一个整体。”而时在中国的杜威说得更明确：“我们正目睹一个民族／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

二、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建立现代国家

五四运动不仅在整个社会形成了现代民族与现代国家的意识，而且也确定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基本路径，这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来建立现代国家。所以，反帝、反封建决定了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

五四运动提出的一个重要口号是“外争国权”，这个口号实质就是要抵抗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最终赶走帝国主义，建立起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觉醒的中国人，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国家主权的蔑视与践踏，所以，“驱逐列强、外争国权”成为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打到列强、打到帝国主义也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共识。孙中山在《北上宣言》中指出，国民革命的政策如果实现，“则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归于消灭，国家之独立自由可保”。毛泽东则在抗日战争中提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

反封建军阀统治和打到封建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对于五四运动的反帝性质，中国学界大多数人并无异议。但对于五四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则存在着争议。

有人认为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两千多年以后的五四运动何来反封建的性质？其实，这种质疑并不符合事实。中国虽然在秦汉之际就从国家政治层面消除了封建主义，但在县以下的乡村社会仍然存在着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宗法社会，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就是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把打倒宗法势力，打倒封建礼教作为一个重要口号。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国，但同时瓦解了自秦汉以来的大一统格局，各省地方军阀把中国从政治层面推回到了半封建状态，这在国家结构形式上是一种倒退。所以，史学界主流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并非照搬苏联的说法，而是基本符合现实的。中国要在20世纪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必须要铲除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几乎所有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国家在建国时都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后发国家为了追赶发达国家，必须要对传统社会进行革故鼎新的变革，发动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后发国家又必须进行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斗争。这两重任务时常交织在一起而难以分开。五四运动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向中国社会彰示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同一革命进程的两个方面。

美国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五四运动与后来的北伐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历史大脉络》中说：五四运动为北伐铺设了民意基础。这是看到了思想文化运动与社会革命的关系。由国共两党发起的北伐革命，正是秉承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精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把北伐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宗旨讲得很清楚：

“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牆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

由此可见，反帝反封建确为五四运动的基本性质，而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一直秉承了反帝反封建性质。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明确地把由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概括为“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