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问题绝不是中印关系的全部”

边界问题长期以来都是中印关系中最敏感的症结，也是过去几年双边关系陷入僵局的最直接导火索。

但胡仕胜认为，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双方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开始重新采取“双轨并进”的举措来尽量避免边界问题干扰双边关系。边界问题已由过去几年的“危机管控”过渡到“边境管理”新阶段。

2026年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外交部

8月25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胡仕胜说，此次特代会晤值得注意的新变化有三：

其一，机制从“框架”走向“实体运作”。第24次会晤仅提出设立划界与工作小组的设想，第25次会晤则在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WMCC）框架下正式“成立划界专家小组和边境管控工作小组”并明确职能，前者专攻“划界早期和实质性收获”，后者专司现地管控，双管齐下把边界干扰降至最低。

其二，军事信任措施更可操作。第25次会晤新增“两个将军级会谈会晤点”及东段、中段“两条边防军事联络热线”，并首提“增进对实控线理解的方式”以降误判，较此前轮次更为具体。

其三，跨境合作机制化恢复——香客朝圣规模扩大、三处边贸重开、9月跨境河流专家机制重开等等，进一步给边界“降温”。

谢超说，中印双方过去在处理边界问题时，更多是碎片化、反应式的：出现危机以后进行应对，把这个危机解决掉，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一些小的共识。

而现在，双方开始推动一些机制化建设。“这些专家小组、工作小组是要定期会晤的，而且有比较明确的职能范围，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和出现误判的风险。”

谢超还注意到，在2024年以前，印度外长苏杰生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中印边界局势要恢复到所谓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这是中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条件”。后来这种表述逐渐笼统，变成“保持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是中印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

“印度过去几年一直在给中印关系正常化设置某种前提条件，但这个态度在不断软化。”谢超说，“恢复到2020年4月之前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操作起来比较困难。但如果改成“保持边境的和平与安宁”，总体上双方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印度始终把边界问题看成中印关系的全部，这种态度肯定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而中国是从全局角度和战略高度看待边界问题，”谢超说，“这不是忽视边界问题，而是在承认它客观存在的同时，把它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不让它绑架整个中印关系。”

胡仕胜也强调，虽然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长期的结构性爆点，是中印关系稳定性的最重要干扰变量，但绝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

“什么时候，边界问题被放置在双边关系的适当位置，两国关系就能保持基本稳定；什么时候，将边界问题凌驾在双边关系之上，甚至坚持‘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前提’，那么双边关系就会出现明显波动。”胡仕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