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冈特·舒赫】

一

如今，德国的掌权者大多是跟我同一代的人——我即将年满52周岁。他们审视特朗普政府当前加征关税、威胁退出北约等行径时，带着与我们这代人相似的成长烙印。

我1973年出生在西德，成长于冷战期间。我儿时对世界的看法清晰而简单：西德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定战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比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都要真实），而我们依赖美国朋友和盟友的军事保护。我清楚地记得，八九岁时，我还在小学和朋友们讨论在武装冲突中获胜的机会有多大。那是一段可怕的时光，我们相信善恶阵营泾渭分明，而我们当然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值青春期的我第一次对跨大西洋友谊产生质疑。当苏联部署SS20导弹时，美国计划在西德增配“潘兴II”中程核导弹，德国左翼政党、绿党等和平主义者激烈抗议，保守派却大多支持军备竞赛。

美国“潘兴II”中程弹道导弹 图自维基百科

16岁那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乡村与一个家庭一起生活了一年。在当地高中上学时，我见识到了相当多美国人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德国）的极度无知和漠不关心，这让我感到震惊。诸如“你们德国人有没有汽车”、“你在购物时是否会偶尔碰到希特勒或他的亲戚”、“你是开车还是坐火车来美国的”等等，美国人问出的这些问题让我不禁怀疑：让这样的选民选出的政府去充当“世界警察”是否明智？

回到德国后，我见证了我们这一代年轻德国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反战态度。当时两德刚刚统一，苏联解体不久，即使俄罗斯加入北约也并非不可想象。我们德国人渴望收获和平红利，迫切希望改善与东方所有邻邦（包括俄罗斯）的关系。

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德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包括当时的总理施罗德）都反对这场战争。共和党的布什政府被认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总的来说是无能的笑柄。这一时期不仅成就了德法关系的蜜月期，也促成了欧洲空前的团结——当然，英国永远是欧洲的例外。

因此，在奥巴马和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在德国的声望要高得多，这要归功于他们在枪支和堕胎问题上与德国人的世界观更为契合，当然还有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缘故。如果让德国人投票选举美国总统的话，特朗普最多只能获得不到20%的选票，而且其支持者几乎只有极右翼分子。

德国和欧洲的高层政治家们都坚定地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他那所谓终结乌克兰战事的决心，在欧洲看来实则是动摇北约根基的威胁，意味着美国可能撤除保护伞，让欧洲独自面对俄乌战争的烂摊子。

在欧洲人看来，美国的信誉已经破产资料图：AP

可悲的是，正如我前文所述，在2025年2月23日德国大选竞选期间，尽管特朗普当选后必将给防务体系和关税政策带来混乱早已是明牌，如何应对这位新任美国总统的议题却完全未被认真讨论。若要论特朗普唯一的“优点”，恐怕就是他从不对自己的计划遮遮掩掩且言出必行。因此，当德国如今手忙脚乱仓促应对时，这苦果完全是我们自己酿成的。

我们着实没料到，特朗普推行其议程竟会如此雷厉风行、来势汹汹。有不少时事评论员把特朗普描述为一个经济学知识匮乏的疯子。虽然我不认同这种说法，但必须承认，特朗普如今对股市动荡的漠视令人震惊，这与过去以股市表现作为政策成败标尺的他判若两人。

在民主政体中，政治家最忌讳的就是触动民众的钱袋子，而特朗普的政策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正是如此：通胀压力渗透日常生活，数百万美国人查看401K养老金账户时都会意识到，若市场不能快速回稳，他们恐怕得多工作一年甚至数年。

与首个任期不同，这次特朗普是有备而来的——他不仅笃定自己会获胜，更用了四年时间精心筹备。其智囊团不全是福克斯新闻主播、江湖术士和阿谀奉承之辈（当然这类人依然存在）。尽管他仍沉溺于妄自尊大的权力幻梦，至少表面坚信美国仍有实力胁迫所有国家——必要时甚至不惜单挑全球。与民主党惯常的虚伪作派不同，他毫不掩饰其利己主义的冷酷逻辑：在他眼中，公平交易不过是弱者的一厢情愿。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虽有一定道理，却只是众多因素中的组成部分。鉴于每个因素都将对德欧产生连锁反应，因此我们此刻就该未雨绸缪。

二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特朗普推出的这些政策给出合理的解释呢？不管特朗普的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足够合理的理由，也不管这些行为可能会产生哪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至少人们应该意识到，特朗普推出的一切政策都是有其想要达到的目的的。

我的核心论点是：美国在财政和军事上实际上已经达到了极限——中国在这两个领域都是其有力竞争对手。

我们已到达某些学者所称的“肯尼迪时刻”：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1987年颇具影响的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指出，当军事野心超越经济承载力时，超级大国就会因“帝国过度扩张”而衰落。

有人将此简化为更直观的公式——“当债务偿付成本超过国防开支时，危机就来了”。美国现状正是如此，且形势只会持续恶化。对外，美国承认需要将军事重心转向亚洲，与俄罗斯和解并将防务包袱甩给欧洲。但我认为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清楚，即使仅靠这一点，在财政上也是不可持续的。

我曾多次提到过不可避免的“债务死亡螺旋”现象，并一直对外国机构投资者对美国债务的强劲需求存疑。特朗普成立政府效率部（DOGE）削减开支、加征关税以便让进口商充实政府财政等行为，或许表明他担心债务泡沫的灾难性破裂可能在其任内发生——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他继续推行更多措施，可能性恐怕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