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我看来，危害最大的单一因素，就是过于夸张的官僚主义。解决这个问题将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可以为我们的社会释放大量财富。

无论何时出现事故、丑闻、预算超支等问题，答案总是：加强监管。然而监管措施一旦到位，即便被证明几乎毫无用处或适得其反，也绝不会被撤销。除了在时间和金钱上的直接负面影响之外，这种心态还间接地毒害了商业环境。

大众汽车这样的大型上市公司并非德国的经济支柱，中小企业才是，他们总是向我抱怨上述那些非生产性负担。

位于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和德国工商联合会(DIHK)等机构进行的研究表明，德国中小企业通常将高达10%的收入用于支付各种政府机构规定的费用，其中包括纳税申报、义务报告、环境法规和其他行政性事务。这些费用通常被列入“合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直接的财务成本和花在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而且这一成本的支出并不直接为它们的核心业务作出任何贡献。

一位在一家投资基金公司担任首席财务官的朋友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每周的工作情况。他的工作内容几乎就是挑选律师、税务专家和会计师等外包服务提供商并对他们进行监督，付出巨大的成本，目的仅仅是撰写出符合德国和欧盟要求的各种报告。

其中，有两个细节令我感到震惊：首先，根据粗略的计算，他认为，所有这些提交到政府机构的报告平均只有最多2%被认真阅读过，98%的报告都未经阅读直接存档或被丢弃了；此外，作为一家投资基金的联合创始人，他对贵金属或加密货币等其他替代性投资的情况一无所知，他没有时间来关注公司的核心业务，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去迎合德国和欧盟的官僚主义要求。

根据我与德国产业界和金融界客户打交道的经验，我可以用这样的轶事写出一本书来。现任政府除了口惠而实不至，还对公司提出了额外的出于良好动机却没什么益处的要求。例如推出《德国供应链法案》，该法案旨在让德国公司对其全球供应链中使用童工、破坏环境的非法行为负责。可以说，德国政府的这种做法唯一明确的受益者，就是审计机构和认证公司。

在德国柏林拍摄的德国国会大厦一角。资料图：新华社

在德国和欧盟的企业或政府中，没有人敢承担放松监管的责任，因为那些监管措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和崇高的目的制定出来的。各种监管措施层层叠叠堆积起来，活力就这样被扼杀掉了。

如今，遵守任何合理或不合理的法规是所有人的首要任务，简而言之，就是不要犯错。人们不再关心整个体制是否在正常运转，也不再关心那些法规是否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体制”在这里可以被理解为人们的工作、人们每天去上班的公司或者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和社会。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犯错、避免受到指责。对很多人来说，保持低调，不表现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在德国社会似乎是最安全的选择。

很显然，德国社会没有给人们提供一个尝试新事物、进行创新和创业的环境。

四

德国的基础设施和教育部门已经摇摇欲坠，这是我们缺乏勇气进行真正改革的另外两个主要领域。

几十年来，德国在这两个领域的大量资本一直在缓慢地贬值，德国并没有花钱对这两个领域进行维护和升级，例如在数字化领域，德国已经落后。

在出口繁荣的时代，年复一年的国内投资不足是很容易被人们视而不见的。在今天的德国，所有的桥梁、高速公路、铁路，以及中小学、大学等都需要巨额投资，这与我们对债务融资的厌恶绝对是不相容的。

而且，即便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被抛诸脑后，“耐心的德国”也无法在所有领域同时进行必要的大手术。甚至即便有足够充裕的资金，德国也雇佣不到劳动力在短时间内完成手头所有的工作。

五

事实上，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尽管存在上述问题，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却仍然非常繁荣。这是由于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造成的。失业问题几乎从新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熟练劳动力短缺。

必须指出，德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里普遍充斥的自满情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人终于放下了高高在上的姿态，不再端着架子。

足球场上平庸的表现、德国汽车品牌声誉的丧失、公共丑闻和破产，以及像柏林首都机场那样大型项目的失败等等，这些都对公众的情绪造成了影响。德国人现在已经承认，即便在欧洲，我们在经济增长和数字化方面也落后了；德国人意识到，美国车和中国车似乎比德国车更好；而且，很多问题已经不是通过钱就能解决的了。

简而言之：我们需要改变，情况已经非常不妙了。

人们行走在德国柏林一座桥上。资料图来源：新华社

德国一共有16个州，让我们看看最近在德国东部两个州的选举情况：目前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邦联合政府让这三个政党加起来一共获得了10-14%的选票！最大的赢家是相对年轻的左翼和右翼反对党，它们有时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政治观点融合在一起。

因此，越来越明显的是，大多数德国人都感到德国问题很严重，并且正在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这种局面是否会导致重大的结构性改革？还是只便宜了那些轻易做出承诺、采取无痛疗法的民粹主义者？这一切还有待观察。民粹主义虽然通常不会带来真正的解决方案，但他们造成的压力会迫使更负责任的政党齐心协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做出有意义的决策。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是德国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定位。很显然，德国公众舆论，尤其是东德和较新的反对党，对俄罗斯的敌意要比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那些政治精英小得多，对美国的质疑程度则要高得多。德国人在讨论与中国的关系时，总是把俄罗斯作为参考。德国人能够从俄乌冲突的结果中吸取到什么教训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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