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当乡村干部被监管得过严，或者被投诉过多，深陷12345或信访考核，他们就没有空间、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做群众工作。

群众工作是复杂的，群众诉求存在合理的，也存在不合理的，一味满足不现实。如果少数群众认为自身利益受损，或是看到其他群众得利而内心不平衡，他们也提出诉求，政府无法解决，那么，群众就可以拨打12345或者信访，表达自己的不满意。那么，乡村干部如何去回应这种不满意呢？

一种办法是，碰到确实不合理的，缺乏政策依据，或者政府暂时没有能力覆盖的，就去做群众思想工作，做不通，也无法解决。采取这种有原则的工作方式，前提是乡村干部具备这样的制度底气，最简单的一点就是，碰到不合理的信访，基层不怕上级追责。问题是，现在很多考核是硬性的，发生问题，不问缘由，只看结果，乡村干部在所有领域都要承担“属地责任”和“兜底责任”。

前面一种办法行不通，就出现了第二种办法，就是花钱换平安、政策开口子或者变通解决。用变通的方式解决不合理诉求，解决一例，就破坏了规则，就带出一片问题。每一次开口子都是鼓励其他人向不合理诉求效仿。这种办法显然也不是长久之计。

基层左右为难。乡村干部尤其是基层负责人，在巨大的上级考核问责压力下，没有长久之计，就先确保眼前的事情。因此，基层碰到群众提出不合理诉求，往往会选择第二种办法去回应。

恰恰是第二种办法，以突破规则来换取眼前的平稳，就构成了基层工作最大的反面：这不解决疑难问题，而是在制造疑难问题，因为群众被负面导向所引导，这种逆向动员带来的损失无比巨大。

乡村干部也常常痛心为解决一些眼前问题而损害了政策严肃性，甚至也会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角度为一些不合理诉求得到满足而气愤，但无奈各项工作对满意率考核很严格。

这表明，国家与农民的直接性关系和惠农政策，并不是仅仅建立直通渠道和监管乡村干部就足够了。基层干部需要被监管，但是不能预设基层一定做得不好，更不能将复杂问题简化为干部个人问题。否则，承担与群众打交道、担负群众工作使命的乡村干部和基层，就被推向了广大群众的反面。

三、两种工作方法

乡村干部不关心群众利益，随意扭曲政策，国家政策必然落地不好。但是，离开紧密的基层干群关系，脱离乡村干部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乡村干部与群众时刻保持几百米距离，国家政策也肯定落实不好。

国家政策落地，既要保障政策规范，也要包含群众工作，这两方面一点也不矛盾。

以农村小微工程建设为例，按照施工方10%—15%合理利润提取，其他前期成本20%—30%计算，十万的工程资金，最终变成建设成果的只有五六万元，差不多产生一半的成本。如果按照全国每年一万亿农村小微工程预算支出匡算，有几千亿的制度成本，真是天文数字。

小微工程的前期成本包括设计、招标代理、票据、资质挂靠等。财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要求工程实施必须经历这些环节。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明显的不规范，并保证事后出问题时依照程序分担责任。

设计这套复杂程序的核心是监管，包括监管村干部、监管工程质量。但是，几十个百分点的制度成本以及全国算下来几千亿元的支出，反映这套程序十分昂贵。

在有的地方，比如去年，我的老家村庄自己组织修了一座小型桥梁，总共花了3万多元，大家自己商量方案：每个人筹集100元钱，剩下的自愿捐款。自然村两百来人，修桥的钱几天内筹集起来，留在村里的人，自己买材料、自己施工，将每一笔账目放在村庄的微信群里公布。不多久将桥修好。春节回家行车方便很多，大家都说好！

修桥过程和费用开支，事后没人去问，因为稍有经验的人都能够估算这种小型工程每一笔支出的合理程度。

如果这是个政府工程，起码得十万元，请第三方建设，工程质量还不一定有保障。并且修建过程，如果碰到占用土地，又是一堆麻烦事。

村里人当然希望政府来修，可是我老家的自然村没有纳入贫困村，没有项目支持。村民等不得了，就有了自发修建的动力。

自发修建，自己捐钱，不需要招投标，不需要复杂程序，省下了制度成本。由于是群众自己的钱，每个人都关心工程质量。如果水泥用少了，钢筋用劣质的，村民肯定是有意见，要说风凉话，甚至背后骂人。那些负责施工的人，自己也走这座桥，于己于公，都不至于乱来。

再者，因为是村庄自己的事，如果有一户因为占地就阻挠，其他人也会背后议论。

反之，如果是政府修建，不仅成本高，而且群众没有参与其中，事后出现问题，村民就说是干部贪污，等等。凡是群众没有参与的事情，乡村干部就算做了好事，做完之后还是会留下一堆不清不白而被群众议论。

对比来看，群众自己参与完成的农村公益事业，每完成一次，不仅带来了直接效果，而且还凝聚了村庄，提升了自我组织能力，塑造了公共能力。反之，政府包办公共品供给，每一次包办替代都有可能留下矛盾隐患，让工作越来越难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