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皇帝说起：朝鲜人对大明帝国的认同

也许中国历史视野里面，那个葬在定陵的明神宗也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君主，很多现代的历史书，包括牟复礼等合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和黄仁宇那部风靡一时的《万历十五年》，都不曾给他多高的评价。但是，在朝鲜李朝的历史记载中，万历皇帝却享有极为崇高的声誉。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9月4日-1620年8月18日），明朝第十三位皇帝，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但也耗费了大量帑银。明神宗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缺乏张居正这样的贤士应对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二十多年不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明神宗执政晚期，党争长期持续，导致朝政日益腐败。

在从万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战争中，他派出军队使朝鲜免于被日本丰臣秀吉所占领，他的举措挽救了朝鲜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鲜被迫尊奉清朝之后，朝鲜的朝臣还是自称“神宗皇帝再造之国”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并且始终坚持明朝的纪年。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万历皇帝在朝鲜仍然被隆重地祭祀。

丰臣秀吉（日语：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1537年3月17日-1598年9月18日），著名政治家，继室町幕府之后，首次以天下人的称号统一日本的战国三杰之一。丰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幕藩体制转化有一定成就。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朝鲜肃宗三十年三月，那时，清统一中国已经六十年，在朝鲜却仍然记得“甲申之岁，回于今日，而又逢三月之朔，今三月十九日，即皇都沦陷之日也”，所以，在这个改朝换代一甲子的时候，朝鲜官方依然要举行祭祀，祭祀逝去的旧王朝，而且国王还特意说，明神宗即万历的祭祀“是早晚必行之盛礼”，表示“空望故国，朝宗无地，追天朝不世之殊渥，念列圣服事之至诚，只自呜咽，流涕无从也。昔我仁祖大王当天翻地覆之日，不废焚香望阙之礼，则今丁皇朝沦陷之日，岂可遣官设祭而已耶”。于是，他三月亲自去祭崇祯，九月特地筑坛以祀大明神宗皇帝，以尽古代诸侯祭天子之义。

对于明代的眷念之情，并不止于对神宗再造之恩的感谢，万历皇帝的这一举措只是加深了这种感恩而已。对于大明王朝，朝鲜士人一直有一种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不仅把自己的国家和明帝国联系起来，而且相当深地把朝鲜王国的文化与大明帝国象征的文化联系在一起。

曾经在明初洪武年间到中国朝见明太祖的权近所作的《应制诗》二十四首中，就有：

愿言修朝贡，万世奉皇明。

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

万里梯航常入贡，三韩疆域永为藩。

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

这绝不仅仅是一种“事大”的权宜之策，当时，朝鲜人对于中华确实是有一种相当仰慕的心情，我们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国来朝觐的使臣和他们的随从的记载，通常被叫做《朝天录》，在“朝天”这两个字中，不仅有政治上的臣服、经济上的朝贡，还有文化上的向心。郑世龙《朝天录》中有《初入北京》一首，记载了他刚刚到北京时的文化震撼：“皇居气象偏知异，苍翠常浮万岁山。华盖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软尘寰。茫茫人海流车马，井井官街画阓阛。领略也饶方寸在，只应蛙坎若为颜。”

《太平城市图》（局部一）

那个时候，李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国来确认的，连他们皇室的系谱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达北京的权拨，就特别到礼部申诉，明朝对于朝鲜宗系的确认，自从永乐元年（1403）、正德十三年（1518）到嘉靖八年（1529），虽然累次上奏，但至今没有成文进入《明会典》，这使他们很是“闵郁罔极”。就连那个由于漂海无意中到了中国的朝鲜读书人崔溥，在回答中国官员的询问时，也再三再四地申明，朝鲜真正以明帝国为自己的宗主国，《漂海录》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曰：‘你国王称皇帝否？’臣答曰：‘天无二日，安有一天之下有二皇帝乎？我王心诚事大而已。’”“问曰：‘汝国用何法度？别有年号乎？’臣曰：‘年号、法度一遵大明。’”并且严肃地申明：

我朝鲜地虽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国，则不可以外国视也。况今大明一统，胡越为家，则一天之下皆吾兄弟，岂以地之远近分内外哉？况又我国恪事天朝，贡献不怠，故天子以礼以待之，仁以扶之，怀绥之化，至矣，尽矣。

崔溥《漂海录》，是15世纪朝鲜人用汉文撰写的中国见闻录，记述明弘治初年中国国情，堪称“摹写中原之巨笔”。　　

这在当时大概是朝鲜的共识，尽管“尊明事大”也有策略上的考虑，尽管一些使者也看到明帝国的种种弊病，甚至深受其害不胜困扰，但是从上到下，仍然还是以明为尊。所以，在万历皇帝倾全力支持朝鲜抵抗丰臣秀吉的侵略之后，这种从政治到文化的全方位认同就更加牢固。

举两个例子，天启四五年间（1624—1625），洪翼汉（1586—1637）出使明帝国，曾经看到过明帝国魏忠贤和客氏弄权，天子昏愦而忠良被逐，朝政上下一团糟，而千辛万苦从海上绕道到北京朝觐的朝鲜使者，也被腐败的达官小吏反复勒索刁难；崇祯九年（1636）出使北京的金堉，也同样一次次地被看守朝阳门的宦者、守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让他觉得“朝廷大官只是爱钱，天朝之事亦可忧也”，有着很不愉快的经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对华夏文化和政治的认同却始终没有改变，洪翼汉见到能理解他的中国人，还是真心地说：“小国岂不知事大之义，而终忘大国之恩哉？向在壬丁两年，几尽没于倭寇，幸赖神宗皇帝字小兴灭之德，再造藩邦，至今动植飞走，咸被其泽。”金堉在回去以后写了《朝天日录》，申翊圣在这部书后的识语中就大大回忆了一番明神宗对朝鲜的恩德，并且感叹对明代朝贡已经到了最后一页，“冠盖结轸于幽燕，文章被服，彬彬华制。岂期贽币止于丙子，而使休止于伯厚已也，此东方百六之会，人之观此录者，宁不泚颡而酿涕也乎”。

正因为如此，在明清易代之际，他们面对过去曾是蛮夷，而现实中极其强大的清朝时，虽然有些畏惧，但心底里总是有些不屑。尽管 1627年朝鲜已经与后金签立城下之盟，但是，文士大臣仍然很坚持对于明帝国的认同和对后金的鄙夷。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1592年11月28日-1643年9月21日），即位之后进行大刀阔斧的封建化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在战略上定先征服朝鲜和漠南蒙古，以解除攻明后顾之忧的战略方针。对明则采纳汉族降官建议，确立“讲和与自固之策”，重用汉将，削弱明朝实力，志在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崇德元年（1636年），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建国号大清，并且迫使李氏朝鲜臣服于清朝。在崇德七年（1642年）的松锦大战中生俘洪承畴，自此明朝关外精锐丧失殆尽，宁锦防线彻底崩溃，清军入关已成必然之势。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1636年，皇太极建大清，改元崇德，四月十一日在太庙的典礼上“群臣皆行三跪九叩礼”，但是朝鲜春信使罗德宪和李廓，却坚持不拜太庙，弄得皇太极也无可奈何。同一年，在大清使臣的要挟和大清军队的压力下，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洪翼汉，以及李圣求、李景奭等等，先后上疏说：“臣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耳。”他们觉得，如果承认大清的名号，使得清人向外宣布“朝鲜尊我为天子”，朝鲜国王将“何面目立天下”，他们反对在国书外面改称“金国”为“清国”，因为“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表明朝鲜士人的认同所在。

但是，就因为这种态度，使得朝鲜人奉行的原来就很脆弱的平衡外交政策被打破，“大清”终于兵戎相向，而朝鲜在满清大军面前，被迫再次签订“丁丑约条”，同意“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并且改“奉大清国之正朔”，“每年进贡一次”。八年以后，原来的宗主国明帝国又在“乱民”和“蛮夷”的双重打击下轰然崩溃，原来朝鲜与大明之间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关系荡然无存，仅仅剩下文化上的历史记忆。

清崇德二年正月（1637年，明崇祯十年，朝鲜仁祖十五年），清太宗亲率大军兵临南汉山城，朝鲜出降，双方签订“丁丑约条”。此盟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朝取代明朝与朝鲜正式建立了宗藩关系。双方筑坛盟誓，朝鲜去除明朝的年号，缴纳明朝所赐诰命敕印，奉清朝正朔，定时贡献，并送质子二人。此外，朝鲜朝廷中主战最坚决的洪翼汉、尹集、吴达济三人被清军索要，在沈阳就义，号称“三学士”。

但是，仅仅就是那些历史记忆，也使得很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面服膺明帝国的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痛心疾首，觉得“天朝”的崩溃仿佛是“文明”的消失。为了表示这种文化的传承和认同，在崇祯皇帝尚未自缢，明朝还残存的时候，朝鲜“不忍背弃大明，凡祭祝之文及公家藏置文书皆书崇祯年号”，青原府院君沈器远准备起事反清，试图事成后“用崇祯年号，书示八方”，但事败被杀。其中另一个为首的权斗昌被捕受刑后说，“国事艰危，为清国所侵辱，百姓皆思中国，欲趁此时内清朝廷，外攘夷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