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兆光】

从“朝天”到“燕行”

大清帝国对于外面的世界，至少在乾嘉盛世之前，上上下下大多仍延续着两千年来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想象。朝廷曾以大清帝国为中心绘制过几次有关周边世界的《职贡图》，想象着似乎仍然存在的册封体制，还有宫廷画家也画了《万国来朝图》记录各国人等到北京贺岁的盛况，人们始终沿袭着古老传统，一厢情愿地描述着想象的天下图像。

在这种“天朝”对“蛮夷”、“大国”对“藩属”的无端傲慢中，看起来清廷唯独对朝鲜还存三分礼遇，无论是谢遂个人绘制的《职贡图》还是内府官方的《皇清职贡图》，都很自然地把朝鲜国放在首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知文字，喜读书，饮食以笾豆，官吏闲（娴）威仪”，和中华相去不远。

《万国来朝图》是清代宫廷佚名画家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种关于藩国的等级意识，好像在清国官员心目中非常清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就是在乾隆皇帝庆贺八十寿辰的仪式上，朝廷安排来朝觐的各国使者，就把朝鲜当作在文化血脉和政治关系上最亲近的藩属之国，说“朝鲜于事大之节，敬谨如此，宜作他藩之仪式”。这至少是从唐宋到明代照例沿袭下来的礼宾制度，尽管朝代更迭，已经从明到清，帝国统治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观念，似乎很宽容地还把朝鲜当作最接近的藩属，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缅甸之前。

但是，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自从大清替代大明起，朝鲜人对中国的感觉就和过去不同了。顺治十三年（1656），坪麟大君李窅出使清国的时候写《燕途纪行》，回忆二十来年前在清国当人质的屈辱，就把自己想象成身陷匈奴的汉朝人苏武，而把大清帝国想象成匈奴，说自己“空抱苏武之节旄，日望上林之归雁”，这种“华”、“夷”颠倒的想象很有象征的意味。

顺治之后，经康熙、雍正到乾隆，尽管明朝覆亡已经百年以上，尽管大清仍处在“盛世”，这些朝鲜人仍然怀着这种心情，不时笔下就流露出对明帝国的依恋，常常发泄在无奈之下朝觐胡人皇帝的怨怼之意。一个叫做金锺厚的人，给曾经出使过清帝国的洪大容写信说：“所思者在乎明朝后无中国耳，仆非责彼（指中国人）之不思明朝，而责其不思中国耳。”并且相当激烈地说，朝鲜对于中国，“所贵乎中华者，为其居耶？为其世耶？以居则虏隆亦然矣，以世则吴楚蛮戎鲜有非圣贤之后者矣”。

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就应当是中华，中华原本是文明的意思，如果中华文明并不在清国，那么，我“宁甘为东夷之贱，而不愿为彼之贵也”。这个时候的朝鲜人，早已不再把清帝国作为“中国”，更不把清帝国看作“中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