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抱幻想，又保持务实合作，这是大国应有的战略智慧

观察者网：您说，莫斯科必须走自己的路，抵制与“华盛顿的新恋情”的拉扯。那么，在您看来，什么是俄罗斯自己的路，这肯定不是渴望西方认可的刻板印象，对吧？您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我的核心观点是：俄罗斯不应被与特朗普或任何其他西方人物的“浪漫关系”所蛊惑。

俄罗斯政治思维中始终存在一种极端化的心理倾向——要么选择与西方全面对抗，要么陷入深度拥抱西方的误区。这两种极端本质上都是非理性的。

过去35年间，俄罗斯经历了两次极端摇摆：第一次始于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继而在苏联解体后由鲍里斯·叶利钦延续。那段时期，俄罗斯曾真诚渴望融入西方——不仅是心理认同和政治立场，甚至谋求在制度层面加入西方体系。我认为这种取向既反常又错误，因为俄罗斯从来就不属于西方文明圈层，未来也永远无法成为其一部分。

如今我们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彻底否定与西方的一切关联，将美国和欧洲视为永恒敌人，宣称"我们不是西方，我们的文化不属于西方"。这种二元对立思维同样是非理性的。两种极端如同钟摆的两极，总是相伴而生——向某一方向摆动越极端，反向反弹就越剧烈。

所谓“对特朗普的幻想”，实质是政治幼稚病的体现。事实证明，特朗普不是亲俄派，即便美国政策转向，美国也不是俄罗斯的朋友，其根本国家利益仍与俄罗斯存在结构性矛盾。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走向冲突，我们完全可以在现实主义框架下找到一个彼此接受的方式，或合作、或孤立，但没有冲突——就像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那样，彼此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当时彼此“和平共存”。

特朗普签发行政令，延长对俄罗斯制裁至2026年。

当前国际秩序已发生根本转变。过去所谓“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或美国人鼓吹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本质上是要求对所有国家趋同化改造。这种霸权逻辑既不符合中国立场，也不被俄罗斯等国家接受。真正的和平共处应建立在清醒认知彼此差异的基础上：既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又保持必要的务实合作——当合作机遇出现时积极把握，即便暂时无法达成共识，也应避免直接对抗。这才是大国应有的战略智慧。

反俄情绪是欧洲维持运转的工具

观察者网：在过去的几周里，我采访了几位欧洲专家，了解了他们对特朗普上台后的欧洲政策改变的看法，以及欧洲如何在战略自卫和追随美国之间的纠结。我也注意到，欧洲的自由派全球主义者仍然深陷于恐俄的情绪中，认为俄罗斯想要复兴当年的俄罗斯帝国，或者梦想恢复苏联时期的国土。欧洲的主流叙事仍然是，援助乌克兰就像哈利波特对抗伏地魔，或者夏尔对抗魔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你们的下一步目标是什么？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首先聚焦欧洲局势。欧盟当前深陷多重危机，其困境具有结构性特征。就核心矛盾而言，欧洲面临经济衰退、文化认同危机、移民社会撕裂等多重挑战，这些困境与其他国家并无本质差异。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由特朗普、普京、莫迪、埃尔多安等新兴领导人主导的国际格局变迁——这标志着“国家利益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中，各国（无论大小）均可独立制定并实施符合本国利益的国家战略。即便存在政策偏差（例如俄罗斯领导层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认知局限，或中国、印度等国可能面临的战略误判），但关键趋势已不可逆转：全球政治正在回归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战略博弈模式。

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欧盟作为联盟也并非一个能够决定其国家利益并实施这些利益的实体。它由27个差异巨大的成员国组成——以拉脱维亚与葡萄牙、爱尔兰与其他国家为例，你很难找到多少共同点。

不仅如此，欧盟成立的宗旨在于超越国家利益，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那些因国家利益冲突而在欧洲反复出现的矛盾。而20世纪上半叶的这些冲突基本上彻底摧毁了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

这个奇特的政治实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特殊历史时期。欧洲一体化本是由伟大人物设计的制度创新，其初衷是在美国庇护下避免欧洲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这无疑曾经是一项重大成就。但该理念的核心主张是：国家利益应当消亡，因为它们终将被取代——通过国家间对话形成的共同利益、通过欧洲机构等机制形成的共同利益。

正如我之前所言，欧洲一体化模式在二十世纪堪称巨大成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开始面临更多挑战，但它依然能在全球化时代有效运转，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相信世界正朝着消弭民族国家差异、跨越国界、迈向完全共通的空间方向发展。在此认知下，欧盟几乎成为典范，甚至是理想模板。

但如今时移世易，这套逻辑已难以为继。我们重新回到了国家利益主导的世界格局，而其他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美国等）都能适应这种转变。欧洲却陷入特殊困境：当全世界都在“回归本位”时，它该如何自处？这正是核心矛盾所在。我认为厘清这一点至关重要。

针对您提的问题，反俄情绪目前已成为欧洲维持团结的粘合剂。假设乌克兰战争能结束，美国与俄罗斯能找到某种共同立场，乌克兰得以幸存并开始重建——届时欧洲将需要新的凝聚力来源。当这一天到来时，各国人民将会质问当局：我们为此付出了多少经济代价？数百万社会福利支出如何保障？核能发展等重大议题如何推进？

国家利益主导的世界，欧盟体系面临挑战。图为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工人正在调整旗子。

正因如此，我认为当前的反俄政策实质上是欧洲维持运转的工具——为其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譬如持续军援乌克兰而非改善国内社会福利。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俄罗斯试图重建苏联或俄罗斯帝国的野心，这是无稽之谈。即便存在某些俄罗斯帝国复辟主义者，他们亦清楚苏联复辟绝无可能。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在乌克兰暴露了其局限性，三年多的激烈冲突不仅未能实现所有既定目标，遑论进一步扩张。任何理性分析都表明：这种发展既不可能，亦无必要。

当然，我理解邻国可能存在历史性焦虑——它们不仅遭受过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行为影响，还曾受德国、法国、英国等欧洲列强的压迫，因此会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当前局势。但理性考量应明确：俄罗斯既无意愿也无能力重蹈覆辙。此类臆测实属多余。

关于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过去数年间国际社会反复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乌克兰问题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我认为所有中国朋友及域外观察者必须明确一个关键细节——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一个具有绝对独特性的国家与地缘空间。其不可类比性体现在：既不能简单套用波兰、波罗的海国家或罗马尼亚等国的经验，也无法在其他国家找到相似案例。

这种独特性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历史轨迹、文化传统、民族构成、宗教信仰等要素在此交汇。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虽诞生于苏联解体之后，但其地域内核始终承载着俄罗斯文明的核心记忆——这里不仅是俄罗斯国家形态的发源地，更是俄罗斯民族的洗礼圣地（这一过程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上最根本的文化事件）。此后数百年间，围绕该区域的争夺本质上是对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诠释博弈，既涉及地缘政治考量，也关乎战略安全布局。从军事地理维度看，这片土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但最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此。真正重要的是——乌克兰始终被俄罗斯国内众多民众以及乌克兰境内许多人视为俄罗斯文明空间的组成部分，甚至被视作俄罗斯国家本身的一部分。这种特殊地位在所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具有不可复制性：无论是中亚国家、波罗的海国家还是摩尔多瓦，都不曾与俄罗斯的核心存在如此深刻的联系。

正因如此，欧洲安全格局的演变与俄乌矛盾的爆发具有结构性关联——这片土地蕴含着极具爆炸性的历史潜能。需要明确的是，乌克兰绝非普通案例。若仅以当代国际关系视角观察（特别是自2022年以来的局势），人们容易陷入简单化认知：将俄罗斯视为“侵略大国”，乌克兰则是“为独立自由而战的小国”，仿佛历史重演的帝国回归剧本。这种观点本质上是错误的，现实要复杂得多。

回到核心问题：乌克兰并非俄罗斯后续行动的模板。即便未来通过谈判确定边界与安全保障机制，俄罗斯完全能够保持战略稳定。这场战争诚然是双输悲剧——无论对乌克兰民众还是俄罗斯社会都造成深重创伤。但我坚信，当和平最终实现时（我对此抱有希望），它将为人类提供重要教训：通过承受战争代价，我们或可避免更大规模的冲突。为此，最终必须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稳定和平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