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之后直面美国经济胁迫、“掀翻桌子”与之掰手腕的大国。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学术主任、“普京身边人”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于4月初来华东师范大学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中俄分组会议期间，做客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就美俄关系在2025年年初出现的“正常化”迹象、俄乌冲突三年得失及中俄、中美关系新动向展开探讨。他深入剖析了俄罗斯人从拥抱西方到与西方战略疏离的思想转变轨迹，也分享了特朗普执政后美俄关系的新演变及俄罗斯精英的新思考。

他提醒，尽管俄罗斯与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但俄罗斯不能痴迷于特朗普的“浪漫关系”。话音未了，特朗普签发行政令，将对俄制裁延长一年。

尽管俄美、中美关系差异显著，但这两对关系的背后却呈现出相似的轨迹。以下为对话实录，供读者诸君思考。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做客观察者网《思想者茶座》 观察者网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接近俄罗斯，但不意味着俄美会结成同盟

观察者网: 您在最近的文章中说，莫斯科发现它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国，而不是自由主义的欧盟。这似乎是对美俄关系正常化的一种解释。您如何发现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特朗普的美国？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俄罗斯与特朗普的意识形态更接近，有几个原因。最主要的一点是，俄罗斯一直反对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理念，这种西方自由主义建制派所秉持的普遍主义、全球化视角一直认为，世界上存在普世价值，存在国家运作的全球通用模式，所有国家都应当遵循这一西方模式来治理——这一基本假设构成了其思想根基。

但在此之后，我们多年来目睹了许多负面现象。西方（尤其是美国和欧洲）通过武力强化这一模式，向全球推广该模式，并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具体到俄罗斯的案例，这种做法最突出的体现是北约这一欧洲军事联盟的扩张：北约自冷战结束后立即启动东扩进程，一步步逼近俄罗斯边境，其本质目的是将俄罗斯挤出传统势力范围。最终，这一系列行动演变成为乌克兰战争的惨烈局面。这场冲突背后的意识形态框架（而非单纯军事因素）是宣扬"俄罗斯周边国家有权加入西方自由主义联盟"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唐纳德·特朗普上台之前。

特朗普与众不同。他并非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其理念也独树一帜。他所追求的是美国的全球霸权与主导地位，但形式与过往截然不同。相较于抽象理念，特朗普更聚焦于美国国家利益，堪称“国家利益至上主义者”。这位总统本质上是利益驱动型人物——既包含商业利益考量，也涉及政治权力博弈。

尽管作为全球最强大国家，美国正以极具侵略性的姿态追逐本国利益，但这种立场至少呈现出某种理性色彩。因为当双方都基于国家利益行事时，就存在谈判空间，可以尝试寻求共同点，达成互利妥协或交易。而过去与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打交道时，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他们坚信自身意识形态与利益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要求所有国家无条件接受。

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在思维方式上更接近俄罗斯——我们能够理解他的偏好与战略意图。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会成为亲密盟友或组建战略同盟，完全不是这样。两国关系可能呈现更复杂的形态，一种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艰难互动模式，这与过去截然不同。这种互动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建立在某种理性权衡的基础上。

每一次俄罗斯介入西方内部事务，都会招致严重后果

观察者网：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在那篇文章中，您还警告说，与美国合作过于紧密将面临风险。美国的动荡与俄罗斯无关，那是美国人自身的身份危机；莫斯科必须谨慎行事，避免成为华盛顿内斗的棋子。没多久，特朗普就签发行政令将对俄制裁延长一年。您能解释一下这种风险吗？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一个是实际的，一个是短期的。当特朗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当时的俄罗斯——我想说是不情愿地、意外地——成了美国国内斗争中的一个棋子。因此，特朗普的对手民主党人把“俄罗斯牌”作为对付特朗普的武器。他们试图打倒他，声称特朗普是俄罗斯间谍、他得到了普京的支持、俄罗斯安全部门和黑客帮助特朗普赢得了选举、他是俄罗斯的一个傀儡，等等。

这些观点看似荒谬，实则极具破坏性——当特朗普2017年试图改善美俄关系、重塑两国互动模式时（正如他现在所做的），立即陷入"众矢之的"的困境。最终他基本放弃了构建新型美俄关系的构想。俄罗斯由此沦为美国国内政治的议题，这种局面极具破坏性，虽未酿成灾难，但影响深远。

俄罗斯常被当做美国国内斗争的工具。本文称特朗普曾以“克拉索夫”为代号被前苏联国安部门招募

更深层的解释无关西方本身，而关乎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定位。数百年来（甚至可追溯至更久远历史），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始终处于特殊的历史轨迹中：它横跨欧亚大陆，兼具东西方文明特质，其文化构成与身份认同呈现出复杂而独特的融合。正因如此，俄罗斯始终与欧洲存在本质差异。与此同时，俄罗斯数百年来始终怀揣一个核心诉求：要像当时的欧洲列强（无论是17世纪、18世纪还是19世纪）那样实现现代化变得强大。

正因如此，那时候俄罗斯历代政权始终试图成为欧洲-西方政治集团的一部分。其策略有时表现为联合西方某一阵营对抗另一阵营——毕竟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世界内部的分裂与兵戈相见远多于对外征伐。然而，每一次俄罗斯试图深度融入西方内部博弈时（这种博弈不仅涉及地缘政治，更包含文化认同与宗教身份界定等深层议题），最终都招致严重后果。

即便在影响力鼎盛时期，如拿破仑战争后或二战结束后，欧洲主流社会也从未真正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吊诡的是，西方国家始终在利用俄罗斯参与其内部权力角逐。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小时。关于西方的内部矛盾，我们可探讨的案例不胜枚举。当前，西方世界正深陷结构性分裂——一方是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建制派，另一方则是以唐纳德·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本土主义力量，以及法国、德国、罗马尼亚、荷兰等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这种社会分裂源于民众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在此过程中，俄罗斯展现出对民族主义倾向力量的偏好。究其原因（正如特朗普案例所示），这类力量在俄罗斯视角下更具理性特质，且不像全球主义者那样天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

然而需要明确：俄罗斯在此类斗争中始终处于特定站位或对某一方表达同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应深度介入西方内部博弈。回到你提到的那篇文章，我的核心观点是，如果俄罗斯试图实质性介入西方内部的争斗，俄罗斯将得不偿失。即便最终西方各方达成妥协或分道扬镳，俄罗斯也无法从中获益。

因此我的主张是：我们既要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在务实层面支持对俄罗斯友好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切勿卷入西方的内部转型进程——历史经验表明，趟这种浑水永难带来战略回报。

观察者网：您的观点是，在俄罗斯精英内部是少数派，还是普遍的共识。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我并不认为这已成为共识——学界对此存在多元观点。部分学者与思想家主张俄罗斯应深度参与西方社会的转型进程，但包括我在内的另一些人则坚持俄罗斯必须保持战略距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俄罗斯与欧洲有很密切的历史渊源与文化纽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全盘融入西方发展模式。

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两年半间，俄罗斯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试图通过实用主义策略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已无可能。即便存在局部合作空间，从战略层面而言，俄罗斯必须保持独立自主。作为横跨欧亚的文明大国，俄罗斯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如与中国已经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因此，我们不必完全将精力耗费在西方事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