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名单几乎把所有反对无脑吹捧蒋介石的亚洲问题专家统统一网打尽了。显然，“院外援华集团”及其支持者蒋介石政权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们希望编造一个庞大的阴谋论，让任何理智的人都缄默不语。只要美国越癫狂越意识形态上脑，蒋介石集团和他的美国朋友就越有机会火中取栗。

然而在这本书出版的1963年，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随着中苏矛盾愈演愈烈，美国国内要求重新评估中美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6年，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了中国问题听证会，也称为“富布莱特听证会”。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参加了这场听证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是时候调整对华政策了，即现在应该对中国采取一种“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在保持军事遏制中国大陆的同时，也尝试接触中国大陆。

“富布莱特听证会”让“院外援华集团”陷入了一场更大的恐慌。他们意识到，中美接触的大门一旦打开，他们的谎言和神话将会被彻底戳破，美国将要抛弃他们。

因此听证会结束后不久，“院外援华集团”修改和再版了《红色中国的院外集团》一书。新版改名为《“新”红色中国院外集团》（The “New” Red China Lobby），尽可能地扩大了打击面。

例如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亚洲研究协会、美国人考察远东政策协会（Americans for a Review Far Eastern Policy）、全国教会理事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服装业联合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等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连同《纽约时报》等媒体，居然一口气都成为了红色中国的院外集团。我们这么牛逼我们怎么不知道？！

显然，“院外援华集团”期待新一轮的麦卡锡主义运动。在他们的渲染下，美国似乎已经不是美国人的美国了，真正掌握美国的是一个由红色中国控制的“deep State”。这类话术多么令人熟悉！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一点都没变！

很狗血是吧？更狗血的还在后面。1968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要在任内解决越南战争的问题。怎么解决？你不试图改变与中国的关系，越南问题没法解决。

所以在尼克松胜选后不久，1968年11月6日，一批东亚及中国研究专家就通过亨利·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们包括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孔杰荣（Jerome Cohen）、赖肖尔、史华慈、傅高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鲍大可和麻省理工学院学院教授白鲁恂等人。这份备忘录也被称为《费正清备忘录》（The Fairbank Memorandum）。

确实，这些真正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士被“院外援华集团”和右翼分子压抑得太久了，尼克松的当选成为了改变这一切的契机。

《费正清备忘录》对尼克松政府后来调整对华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备忘录指出：

（1）迄今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是错误的，它建立在“修辞”（Rhetoric）而非“现实”（Reality）的基础之上。

（2）美国总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改变过去的错误，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比如减少周边世界对中国的敌意，比如通过接触给中国领导层提供不一样的选项，再比如可以使当前和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对于过去的世界观产生疑问。

（3）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建议中美高层领导人举行秘密会谈，建议将越南问题会谈作为将中国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建议修改针对中国的反弹道导弹（ABM）部署计划，减少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等等。

应该强调，参与备忘录署名的中国专家绝不是对华友好人士，他们都是完全站在美国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但毫无疑问，他们都是专业的，这份备忘录预言了后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只不过备忘录建议的“中美高层领导人秘密会谈”，变成了基辛格的秘密访华，并取得了重大成功。

“院外援华集团”很快获悉了《费正清备忘录》的大体内容，更加惊恐。他们意识到过去对于学术界的打击还不够，于是再一次扩大了“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名单。

“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分子、美亚教育交流协会主席饶大卫，亲自下场操刀。他与右翼刊物《国民评论》共同制定了一个打击计划，由饶大卫出面草拟写作提纲。

在饶大卫的笔下，“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又双叒叕扩大了。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统统成为了“红色中国”的秘密阵地。

此外还包括了一堆民间团体，比如世界事务理事会（World Affairs Councils）、女性选民联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校际联合国协会（Intercollegiate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联合国协会、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Americans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等等。

这些都是NGO哈。除了上述NGO以外，“院外援华集团”还把攻击目标盯上了美国的所有电视媒体。为什么呢？1960年代正好是美国电视媒体兴起的时候，电视媒体对于青年学生反越战运动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定得是被红色中国策反了呀，被红色中国策反了呀。

所以你看，这就是美式魔怔人的典型操作。

根据这份提纲和名单，“院外援华集团”又炮制了一本著作《红色中国及其在美国的朋友：一份关于“红色中国院外集团”》。饶大卫先后找了几个人写作，都不满意，索性自己动手编造。

在这本书当中，他总结了“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思想特征：凡是那些宣称“国民党政权腐败”“国民党在中国大陆失败不可避免”“美国不能被国民党牵着鼻子走”“美国应该主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的人，统统都是“红色中国”的代理人，或者被“红色中国”蛊惑的人。

这本书最终在1971年出版，台湾当局立马就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取名《中共在美游说内幕：美国支持世界自由协会报告书》，后来又多次在台重印。

显然，仅仅虚空索敌，捏造一个不存在的对手还是不够的。“院外援华集团”还需要给对手编造一个罪名，而且这个罪名必须是普通美国公众深恶痛绝的。于是一个巨大的谣言开始发酵。

罗斯·凯恩在著作的序言里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比其它外交政策更加深入地卷入了国内政治，关于中国的争论已经成为民主、共和两党斗争的持久特征。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