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1日，中国国家安全部曝光了一起惊人的间谍案件，美国“功勋”间谍梁成运在中国落网。他不仅窃取了大量机密信息，还被伪造成“爱国慈善家”，最终以间谍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财产五十万元，终结了他长达30多年的美国间谍生涯。

很多人讶异于和平年代，间谍竟然就在我们身边。实际上，早在今年7月2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出席在阿斯彭安全论坛时就曾公开表示，已经重建了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相比较隐秘的情报网络，对我们而言，更直观的感受是，美国政学产媒各界对中国的有组织抹黑，对中国内部进行渗透和破坏，试图阻碍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尤其是民主党上台后，致力于开展对华价值观外交，十分热衷于把中国打造为人类主流价值观的异类。其抹黑程度之恶劣，竟连美国的反华学者都抱怨，华盛顿容不得一句真话。

这倒令我想起了六七十年前的一段往事。看完这段往事，会令人感到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文/傅正】

这与其说反映了美国舆论对于中国多么友好，倒不如说反映了美国舆论对于亚洲多么无知：我们美国人现在必须要跟日本人战斗，但日本是个怎样的国家？不知道；日本军队会怎么打仗？不知道；美国有哪些优势？还是不知道。在这一刻，中国的地位就凸显了出来。中国与日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战争，我们美国可以通过中国获得对于日本的足够多的情报。

事实上，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更加欠缺。赛珍珠的小说几乎是一般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1937年，好莱坞把小说《大地》拍摄成了电影。这部电影讴歌了中国农民的勤劳质朴。

为了拍摄影片，制作方甚至远赴中国收集服装道具，还从中国运来了两头水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轻易看出，电影对于中国农民的描绘仍然充斥着美国人的想象。勤劳、善良、吃苦耐劳，但十分贫穷，这可能就是当时美国公众对于中国人的所有印象。

按理说，这个印象并不坏，然而它却可能遭到利用。国际关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评价以色列游说集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时，曾指出：

即便是那些相对较小的团体，如果它们强烈地关注某一特定议题，而其他人对此不是很关心，那么它们也能够对政策过程施加重大的影响。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中美关系上。直到越南形势恶化时，普通美国人都不关心中国。1964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显示，1501名受访者，有四分之一不知道中国的执政党是谁。

因为无知，才会上当，因为漠不关心，才会遭到利用。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无知给了少数人机会，让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刻画和涂抹中国的形象。半个世纪以前如此，今天亦复如是。

这个故事的主角有两个：一个是“院外援华集团”，还有一个是“红色中国院外集团”。两者的名字比较接近，却相互对立，它们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切实存在，后者却完全是虚构的。

“院外援华集团”起源于二战时期的“亲华”游说团体。其实这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它的人员遍及美国的政学产媒各界。比如强硬“亲蒋”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众议院发言人约翰·麦克马克（John W. McCormark）、参议院远东分委会主席亚历山大·史密斯（H. Alexander Smith）、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共和党参议员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这个福特后来立场有所变化，1974年接替辞职的尼克松，成为了美国第38任总统。

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松散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凝聚为一股势力，依靠的是蒋介石政权为纽带。

其实更引人注目的是学术界和媒体界的人，因为相较于这些议员，学者和编辑可以打着“中国通”或“中国问题”专家的旗号行走江湖。有一个亲台反华组织叫作“美亚教育交流协会”，其领军人物是耶鲁大学教授饶大卫（David N. Rowe），骨干成员有吴克（Richard L. Walker）、魏特夫、威廉·麦戈文等人，后来拉进来了一些所谓的中国人，比如夏志清、吴元黎之流。在这一长串名单当中，我们姑且主要记住饶大卫这个人。

正是在饶大卫等人的策划或者推动之下，一个所谓的“红色中国院外集团”就这样被塑造出来了，而所谓“红色中国院外集团”的主要成员，其实只是美国国内那些较为理智和更有远见的亚洲问题专家。

是的，这既是一个美国反华集团各种抹黑新中国的故事，又是一个美国人自己恶搞自己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您能够看到那些美式反共魔怔人的作派和风格，这样的风格延续到了今天。

坠入魔怔

美国人对于中国态度的分裂起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随着中美合作的深入，美国人对于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这样高度腐败的政权是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它能不能在战后掌握中国的局势？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难以回避。

从1943年开始，美国逐渐形成了一股对于重庆方面批判的声音，包括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斯（Clarence E Gauss）、中国战区总参谋长史迪威及其顾问班子、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部分中国问题专家，以及来华的进步编辑和作家。

比如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毕恩来，他的英文原名是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有本书被翻译过来的书《1937，延安对话》，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1943年7月，毕恩来在太平洋学会的刊物《远东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比延安和重庆。他告诫美国政府，不要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重庆方面极其不得人心，未来中国的领导权很可能会转移到国民党以外的进步力量手中。谁是进步力量呢？毕恩来给出了他的答案，延安作风清廉，行政高校，深受群众拥护。与延安接触，应当成为美国政府的选项。

没过多久，1943年底，驻华大使高斯也提醒美国政府，国民党政权现在虚弱不堪，很可能不久以后会发生灾难性崩溃。不幸的是，高斯的担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1944年的豫湘桂大溃败让美国政界对于国民党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尤其是史迪威与蒋介石的分裂，使得更多的人转而批判国民党政权。

一场围绕蒋介石政权的政策分裂和斗争，悄然浮现。正如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张扬教授所言：“在某种程度上，亚洲冷战的序幕从对华政策大辩论时已经开启了。”

这场政策斗争的第一批牺牲品是几位中国问题专家，代表人物是三位叫作约翰的人，分别是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约翰·谢伟思（John S.Service）和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文森特的中文名叫范宣德）。后来美国右派又加上了一个约翰——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他有个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费正清。

这四个约翰都建议美国政府不要把宝全押在国民党头上。后来麦卡锡主义因此攻击他们，“四个约翰使美国丢掉了中国。”对此，费正清戏谑道，真正使美国丢掉中国的是另一个约翰——John（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