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主义

从1899年到1903年，既是梁启超政治立场急剧变化的几年，也是梁启超思想学术急剧变化的几年。在这几年里，梁启超在日本国粹学派的影响下，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我认为有两条最重要。不管梁启超再怎么“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两条原则终其一生都没变过。

第一，梁启超相信，尽管今天亚洲国家落后于欧洲，但这并不代表东洋文明就不行。有朝一日，我中华民族重新富强，中国文明一样能够为全人类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但仅止于此，还是比较空洞的——中华民族要怎么才能重新富强？我们应该怎么对中华传统文化刷垢磨光，让她重新焕发青春活力？所以在我看来，下一条更重要。

第二，“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11]梁启超拿这句话批评李鸿章。李鸿章哪怕再懂洋务，再怎么当裱糊匠，格局限制在旧王朝当中，到顶也就这样了。

梁启超看到，18世纪欧洲列强的竞争是朝廷之间的竞争，是政府之间的竞争。决定一个王朝盛衰强弱的标准在于它有没有精明的外交官，有没有高素质的军队，跟普通臣民没有直接的关系。法兰西两千多万人，普鲁士只有三百多万人，但双方照样打得有来有回。

19世纪以来的竞争完全不同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展开，随着现代国家动员体系的出现，一个国家的强弱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有没有高素质的人口，有没有成熟的产业大军，有没有充足的后备兵源，往往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

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12]中国历史上从来都不缺乏爱国主义的典型，但问题是，过去的爱国主义往往只发生在少数统治阶级头上，广大劳动人民是缺乏政治意识的。鸦片战争的时候，魏源这样的人奔走呼号，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普通群众呢？双方打仗，他们在看戏，英国军舰一炮打来，清军纷纷落水，围观群众啧啧称奇，这比看戏有意思多了。就这样还怎么跟西方列强竞争？

严复主张“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梁启超也认同。并且梁启超和严复都看到，读书人要启蒙群众，前提就要启蒙启蒙自己。怎么启蒙自己？首先要“睁眼看世界”，学好文化知识，了解国际形势的走向，这个无需赘言。其次要强健自己的体魄，要培养自己的尚武精神。

梁氏甚至觉得你们日本人整天宣扬武士道，我们中国传统不比你们日本差。1904年，他还从《史记·游侠列传》《刺客列传》等古书里头选材，编了一部《中国的武士道》。

梁启超《中国的武士道》封面

值得一提，梁启超首先把“武”“侠”这两个字放到一起，成为一个固定名词，后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他是一个重要的源头。显然，武侠只是尚武精神的初级阶段，仅靠武侠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强盛需要有组织的尚武精神。

斯巴达之魂

1902年2月，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军国民篇》。蔡锷在文章里说道：“今日之病，在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坠。”怎么办呢？只有普及军国民主义教育，培养全国人民的尚武精神。蔡锷解释道：“军国民主义，昔滥觞于希腊之斯巴达，汪洋于近世诸大强国。”[13]

几个月后，7到8月，梁启超发表了《斯巴达小志》，向中国读者介绍斯巴达的历史。文章中，梁启超不惜篇幅地介绍斯巴达的教育，其中特别提到“军国民之精神”这个词。[14]

梁启超和蔡锷提出的“军国民主义”口号，很快深入人心。不久以后，发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

1903年4月，俄国殖民军队强占我国东北地区，拒不履行当初的撤军承诺。沙皇尼古拉二世早就想把中国东北打造成“黄俄罗斯”，怎么肯走？

消息传来，留日爱国学生在“军国民主义”的号召下，迅速组织了“拒俄义勇队”，要求开赴前线，跟俄国人干仗。

但日本政府肯定不允许，它勾结清政府很快取缔了“拒俄义勇队”。怎么办？

一个月以后，1903年5月，东京和上海的爱国学生群体又发起了军国民教育会。后来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重要组织者，蔡校长当时穿着军装跟学生一起训练的。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成员很快又组织了重要的清末革命团体——光复会。

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和军国民教育风潮也感染了一位来自浙江绍兴的留日学生。当他读到梁启超写的《斯巴达小志》后，激动不已。当年，这位绍兴青年就以温泉关战役为原型，创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这是他生平的第一部小说。十五年后，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作“鲁迅”。

梁启超提倡的尚武精神和军国民教育，后来也深刻地影响了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青年。《新民丛报》在1907年11月停刊。两年半以后，1910年，这位还不到17岁的湖南青年读到了《新民丛报》，一下子让他感到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第二年，也就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的前夜，还在读中学的湖南青年就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号召大家起来，“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总统，康有为当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15]

1919年7到8月，湖南青年又在梁启超“国民主义”的号召下，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这篇文章的末尾总结道：

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我常听人说，不喜欢看近代史，太憋屈，太受气，不如看秦汉隋唐来得过瘾。

确实，中国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屈辱史，但我们要看到，它同时是一部不屈不挠的斗争史。它给人带来的感受不只是憋屈受气，也常常充满着热血激情。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只有穷凶极恶的强盗和腐败无能的政客，更有许许多多慷慨激昂的仁人志士。只要有他们在，我们就能看到青春和希望。

【1】事见冯自由：《戊戌前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页。

【2】陈少白拜访康氏，恰逢梁启超外出归来，引陈氏入见，事见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0页。

【3】 以上康有为与王照之事，见冯自由：《戊戌后孙康二派之关系》，《革命逸史》初集，第49—50页。

【4】 事见冯自由：《横滨清议报》，《革命逸史》初集，第63页。

【5】张启祯、〔加〕张启礽：《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先生年谱（1898—19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页。按，其实并不存在《南海先生年谱》一书，也无从“补”之，本书实为补充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而作。又，本书在北美完成，史料亦多收集自北美报刊等文献，并非专指康氏在美洲的经历，所谓“美洲辑”有些名实不副。关于该书的体例与史实硬伤，可参见张荣华：《评<康有为在海外>：康有为为何在美洲变身党魁》，澎湃·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67702，最后访问日期：2023年3月21日。

【6】 冯自由：《梁启超介绍周孝怀书》，《革命逸史》初集，第64—65页。

【7】事见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二集，第28—30页。

【8】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7—328页。

【9】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第17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10】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梁启超全集》第17集，第67页。

【11】梁启超：《李鸿章传》，何卓恩评注，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

【12】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六”，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页（文集页）。

【13】奋翮生：《军国民篇》，《新民丛报》第1号，1902年2月8日，第80页。

【14】梁启超：《斯巴达小志》，《梁启超全集》第3集，第572页。

【15】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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