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远来看，这一假定可能并不成立。我们可以假设，这些巨头中的某一家被一位保守的亿万富翁收购了。鲁伯特·默多克对福克斯新闻和《华尔街日报》的控制，已经让他拥有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力，但至少这种控制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你在阅读《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或观看福克斯新闻时，就已经知道这一影响了。但如果默多克控制了脸书或谷歌，他就可以巧妙地改变排名或搜索算法，塑造用户所能看到和读到的内容，并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而这些平台的支配性地位，也让人们难以摆脱其影响。如果你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你可以只看MSNBC，而不看福克斯；但倘若默多克控制了脸书，如果你想分享新闻报道，或与朋友们协调政治活动，你可能没有类似的替代选择。

还要考虑到，这些平台——尤其是亚马逊、脸书和谷歌——掌握着个人生活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之前的垄断者们从未掌握过的。它们知道人们的朋友和家人是谁，知道人们的收入和财产，以及他们生活中许多最私密的细节。如果平台的高管心存歹意，利用令人尴尬的信息逼迫公职人员就范，那会怎样？或者，想象一下，对私人信息的滥用与政府的权力相结合，那会如何——比如，脸书与政治化的司法部联手。

数字平台集中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就像放在桌子上的一把上了膛的武器。此刻，坐在桌边的人很可能并不会拿起枪，并扣动扳机。然而，对于美国的民主而言，问题在于把枪放在那里是否安全。在那里，另一个更加心怀叵测的人可能会拿起枪。任何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都不会满足于基于对个人良好意愿的假设，而将集中的政治权力委托给个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这种权力实行制衡。

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破解之法

要制衡这种权力，最显而易见的办法是政府监管。欧洲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比如德国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传播假新闻的行为定为犯罪。虽然在一些社会共识度较高的民主国家里，监管或许还有可能，但在美国这样一个观点两极分化的国家，监管不太可能奏效。早在广播电视的鼎盛时期，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公平原则就要求网络保持对政治问题的“平衡”（balanced）报道。共和党人穷追不舍地攻击该原则，声称网络对保守派有偏见，而联邦通信委员会则于1987年取消了该原则。因此，想象一下，今天一个公共监管机构如果试图决定是否封锁一条总统推特，那会如何？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

制衡互联网平台权力的另一个办法，是促进更多的竞争。如果存在多个平台，那么就没有任何一个平台会拥有脸书和谷歌今天所享有的统治地位。但问题在于，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不太可能像拆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那样，拆分脸书或谷歌。今天的科技公司会激烈抵制这样的尝试，即使最终败诉，拆分它们的过程也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完成。或许更重要的是，目前还不清楚拆分像脸书这样的公司能否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很有可能，这样的拆分所产生的婴儿体脸书会迅速成长起来，取代母体。即使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上世纪80年代被拆分后，也重新获得了主导地位。社交媒体的快速扩张性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得更快。

鉴于拆分方案的前景黯淡，许多观察家转而希望用“数据可移植性”（data portability）来为平台市场引入竞争。就像政府要求电话公司允许用户在更换网络时带走他们的电话号码一样，政府可以强制规定，用户有权将他们提交的数据从一个平台带到另一个平台。2018年生效的强大的欧盟隐私法，即《数据保护通用条例》（GDPR），正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为个人数据传输规定了标准化且机器可读的格式。

然而，数据可移植性面临着许多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难以转移多种数据。虽然传输一些基本数据，如一个人的姓名、地址、信用卡信息和电子邮件地址，已经很容易了，但要传输一个用户的所有元数据（metadata）就难多了。元数据包括喜好、点击、订单、搜索等。恰恰是这些类型的数据，在广告定向投放中很有价值。这些信息的所有权不仅并不明确，而且信息本身也是混杂的，并与平台绑定。例如，过去的谷歌搜索记录，究竟如何才能转移到一个新的类似于脸书的平台上呢？

遏制平台权力的另一种方法是依靠隐私法。根据这种方法，法规将限制科技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一个部门产生的消费者数据，来提高其在另一个部门的地位，从而同时保护隐私和维护竞争。例如，《数据保护通用条例》要求消费者数据只能用于最初获取信息的目的，除非消费者另有明确许可。这样的规则是为了应对平台权力最有力的来源之一：一个平台拥有的数据越多，就越容易产生更多的收入，甚至是更多的数据。

但依靠隐私法来阻止大型平台进入新的市场，也会带来自身的问题。如在数据可移植性方面，《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等规则是只适用于消费者自愿给平台的数据，还是也适用于元数据，目前还不清楚。而且即使成功，隐私举措也有可能只是减少了每个人的新闻个性化，而不是削弱了编辑权力的集中。更宽泛地说，这样的法律是要关上马厩的大门，但马早已离开了马厩。科技巨头们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用户数据。正如司法部的新诉讼所显示的那样，谷歌的商业模式依赖于收集其不同产品所产生的数据，包括谷歌邮箱、谷歌浏览器、谷歌地图及搜索引擎。这些数据结合在一起，揭示了每个用户前所未有的信息。脸书也同样收集了大量的用户数据，据称部分是通过获取用户在浏览其他网站时的一些数据。如果隐私法阻止新的竞争者积累和使用类似的数据集，他们将面临被这些先行者的优势锁死的风险。

中间件解决方案

如果监管、拆分、数据可移植性、隐私法都落空了，那么对于集中的平台权力，还能做些什么呢？鲜有人关注其中最有希望的解决方案之一：中间件。中间件一般是指位处现有平台之上的软件，可以修改底层数据的呈现方式。添加到现有技术平台的服务中后，中间件可以让用户选择如何为他们规划和过滤信息。用户将能挑选中间件服务，来决定政治内容的重要性和真实性，而平台则会利用这些决定，来规划这些用户所能看到的内容。换句话说，一个具有透明算法的新公司竞争层，将介入并接管目前由算法不透明的主流技术平台占据的编辑网关功能。

中间件产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一种尤为有效的方法，是用户通过苹果或推特等技术平台访问中间件。想一想用户新闻源上的新闻文章或政治人物的热门推文。在苹果或推特的后台，中间件服务可以添加“具有误导性”、“未经核实”、“缺乏背景信息”等标签。当用户登录苹果和推特时，他们会在新闻文章和推文上看到这些标签。更具干预性的中间件还可以影响某些信息源的排名，比如亚马逊的产品列表、脸书广告、谷歌搜索结果或YouTube视频推荐。例如，消费者可以挑选中间件提供商，调整亚马逊的搜索结果，优先考虑国产产品、环保产品或低价商品。中间件甚至可以阻止用户观看某些内容，或者完全屏蔽特定的信息源或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