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弗朗西斯·福山、巴拉克·里奇曼、阿西什·格尔，译/法意读书 赵宇飞】

在美国经济发生的诸多变革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巨型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亚马逊、苹果、脸书、谷歌和推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经相当强大了。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很多日常生活都在网上进行，它们甚至变得更加强大了。尽管它们的技术十分便捷，但对于这种主导性企业的出现，我们应该感到警惕——不仅因为它们掌握着如此强大的经济力量，还因为它们对政治传播拥有如此强大的控制力。这些庞然大物现在支配了信息的传播和对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运作良好的民主制度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威胁。

如何从科技公司手中拯救民主，截图来自外交事务

虽然欧盟试图对这些平台实施反垄断法，但美国对此的反应要平淡得多。但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在过去两年里，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和一个由州检察长组成的联盟，对这些平台可能滥用垄断权力的行为展开了调查。在10月时，司法部对谷歌提起了反垄断诉讼。大型科技公司（Big Tech）的批评者现在既包括担忧国内外极端分子操纵的民主党人，也包括认为大型平台对保守派有偏见的共和党人。与此同时，由一批有影响力的法学家领导的知识分子运动日益壮大，他们正在寻求重新解释反垄断法，以对抗平台的主导性地位。

尽管人们对大型科技公司对于民主构成的威胁正逐渐形成共识，但对如何应对却鲜有共识。有人认为，政府需要拆分脸书和谷歌。另一些人则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规，来限制这些公司对数据的利用。由于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许多批评者默认了应向平台施压，要求它们进行自我监管，鼓励它们下架危险的内容，并对网站上展示的内容做更好的规划。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比经济危害更严重。更鲜少有人考虑过以下这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取消平台作为内容把关人的角色。要施行这种方法，需要邀请一批新的有竞争力的“中间件”（middleware）公司，来让用户选择如何向其展示信息。相比于试图将大型科技公司彻底拆分的不切实际的努力，这种方法可能更有效。

脸书CEO扎克伯格在国会山听证会作证

平台的力量

美国当代的反垄断法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其出现伴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检察长的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以高高在上的学者形象出现，他认为反垄断法的目标应该只有一个：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他认为，一些公司之所以发展得规模如此之大，是因为它们比竞争者更有效率。因此，任何拆分这些公司的尝试，都只是在惩罚它们的成功。这一阵营的学者受到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领导的所谓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自由放任方针的影响，他们对经济管制持怀疑态度。芝加哥学派认为，如果反垄断法被构造为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福利为目的，那么它就应该是高度克制的。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这一学派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影响了几代法官和律师，并逐渐成为最高法院的主导力量。里根政府的司法部接受了芝加哥学派的许多信条，并将其写入法规，而美国的反垄断政策自此则基本定位于宽松的方针。

在芝加哥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几十年后，经济学家们有了充分的条件来评估这种方法的效果。他们发现，美国经济的集中度在航空公司、制药公司、医院、媒体机构，当然还有科技公司中稳步提高，而消费者则深受其害。许多人，如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明确地将美国的物价高于欧洲的物价与反垄断执法不力联系起来。

如今，正在兴起的“后芝加哥学派”认为，应该更有力地执行反垄断法。他们相信，执行反垄断法是相当必要的，因为不受管制的市场无法阻止破坏竞争的垄断者们兴起并巩固其力量。芝加哥学派反垄断方法的缺陷还导致了反垄断领域的“新布兰迪斯学派”（neo‑Brandeisian school）的兴起。这批法学家认为，美国早期的联邦反垄断法规《谢尔曼法》（Sherman Act）不仅要保护经济价值，还旨在保护政治价值，如言论自由和经济平等。由于数字平台既掌握了经济权力，又控制了传播方面的瓶颈，这些公司自然成为了这一阵营的靶子。

诚然，数字市场呈现出某些区别于传统市场的特征。首先，这个领域的通货是数据。一旦亚马逊或谷歌这样的公司积累了数亿用户的数据，它就可以剑指全新的市场，并击败缺乏类似知识的知名企业。此外，这类公司大大受益于所谓的网络效应。网络越大，对用户就越有用，这便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循环，导致一家公司主导整个市场。与传统公司不同，数字领域的公司不争夺市场份额，它们争夺的是市场本身。先发者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使得进一步的竞争变得不再可能。他们可以吞噬潜在的竞争对手，就像脸书收购Instagram和WhatsApp那样。

但大型科技公司是否会减少消费者的福利，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数字产品，如搜索、电子邮件和社交网络账户。消费者似乎非常看重这些产品，即使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放弃了自己的隐私，并让广告商对他们做定向投放。此外，这些平台被谴责的每一项滥用行为，几乎都可用具有经济效益之名来做辩护。例如，亚马逊使得母婴零售店倒闭了，这不但摧毁了主干道上的商店，也摧毁了大卖场。但该公司同时也在提供一种许多消费者认为无价的服务。（想象一下，如果人们在疫情期间不得不依靠线下现场零售，那会是什么样子。）至于针对平台收购初创公司以阻碍竞争的指控，我们其实很难知道一家年轻的公司如果保持独立，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苹果或谷歌，或者如果没有从新主人那里获得资金和管理专家的注入，它是否会失败。虽然如果Instagram保持独立并成为脸书的可行替代品，消费者的状况可能会变得更好，但如果Instagram完全失败，消费者的状态则会变得更糟糕。

遏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经济理由很复杂。不过，存在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政治理由。互联网平台造成的政治危害，远比它们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害都更令人担忧。它们真正的危险，不是扭曲了市场，而是威胁到了民主。

信息垄断者

自2016年以来，美国人已经醒悟到科技公司塑造信息的力量。这些平台让招摇撞骗者得以兜售假新闻，让极端分子得以推广阴谋论。他们创造了“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在此环境下，由于算法的作用，用户只会接触到能够确证其既有信念的信息。而且，平台可以放大或埋没特定的声音，从而对民主政治辩论产生干扰和影响。最大的忧虑是，这些平台已经积累了如此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它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左右选举。

批评者对这些担忧的回应是，要求这些平台对其放送的内容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们呼吁推特查禁或检查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具有误导性的推文。他们抨击脸书，因为它表示不会对政治内容进行监管。许多人希望看到互联网平台像媒体公司一样，对其政治内容做管控，并对公职人员做问责。

但向大型平台施压，要求它们履行这一职能，希望它们能以公众利益为重，这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回避了潜在的权力问题，而任何真正的解决方案都必须限制这种权力。今天，抱怨互联网平台存在政治偏见的，主要是保守派。他们（并非毫无道理地）假定，如今经营这些平台的人——亚马逊的贝佐斯、脸书的扎克伯格、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和推特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愿意推动社会进步，即便他们主要是受到商业私利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