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弗朗西斯·福山，译/朵悦】

今年1月，当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流感在中国爆发时，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体制阻碍了关于疫情严重性的信息传播。但现在的情况对民主政府来说不那么乐观了。欧洲现在面临着比中国更大的疾病负担，仅意大利一国的死亡人数就超过了中国官方报告的死亡人数，然而意大利人口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

事实证明，许多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也感受到类似的压力，他们想要淡化疫情的危险，无论是为了避免损害经济，还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和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奥夫拉多尔（Lopez Obrador）是这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是如此。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准备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损失了两个月的时间，造成了测试设备和医疗用品的持续短缺。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报告的新病例数量正在趋于平稳。据报道，在英国的中国学生对鲍里斯•约翰逊政府采取的宽松政策感到震惊。

大流行消退后，也许我们将不得不放弃简单的二分法。判断国家是否有效应对危机的分割线，不应简单地将集权政体置于一边，而将民主政体置于另一边。相反，将会出现一些高效的集权政体，与另外一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集权政体。民主国家之间也会面临类似的差异（尽管可能较小）。政府绩效的关键决定因素将不是政体的类型，而是国家的能力，尤其是对政府的信任。

福山讨论信任问题的著作

所有的政治制度都需要将自由裁量权下放给行政部门，尤其是在危机时期。任何一套现有的法律或规则都不可能预见到各国将面临的一切快速变化的新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上层人士的能力和他们的判断，将决定最终的结果。

在将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的过程中，信任是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在民主体制下，公民必须相信行政部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不幸的是，这种信任正是美国今天所缺少的。

存在一种普遍的误解，认为自由民主国家必然有弱势的政府，因为它们必须尊重民众的选择和法律程序。但是，所有现代政府都有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因为它们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的现代化国家，在必要时能够集中部署权力，以保护社区、维持公共秩序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自由民主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它平衡了国家权力与约束机制（即法治和民主问责制）之间的关系。但主要权力机构（行政部门）和主要约束机构（法院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平衡点在不同的民主国家之间、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都是不同的。这一点对美国与对其他任何自由民主国家而言都一样，尽管美国的政治文化对集中的国家权力、被神圣化的法律和民主都抱有强烈的不信任。

美国宪法是在《美国联邦条例》式微的背景下制定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0篇极力支持“行政权的活力”（energy in the executive）。他完全理解对行政权进行强有力的法律和民主约束的必要性。但汉密尔顿也认为，在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法院和国会都不可能采取果断的行动。国家的危险会在战争或国内叛乱时期出现，也可能产生于不可预料的新情况，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流行病。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种类应视情况而定，在和平时期看起来适当的做法，未必能在战争或危机时期适用。

因此，宪法第二条确立了行政部门的地位，它的权力和权威在建国后的几个世纪里不断增长。

一个月内，面对新冠疫情特朗普态度大转变，没有人比他更懂改口。视频/观察者网 刘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