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增长是由紧急状态下对强有力的行政的需要推动的，例如美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08年、1929年和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动员了100万人的军队，尽管联邦的人口不足2000万；当为欧洲战争提供物资的美国铁路陷入绝望的混乱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把它们收归国有，让铁路变成了国有企业；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绕过国会实行了租借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美联储被授予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动用数千亿美元支持具有系统性关键作用的金融机构（包括几家外国机构），而国会几乎没有监督这一行动。可以看出，在必要时，美国往往能够产生巨量的国家权力。

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在国会曾引发孤立主义者的强势反对

在拉丁美洲，立法机关经常授予总统紧急权力，但这些总统在紧急状态结束后，会继续保留这些权力并成为独裁者。我们今天在匈牙利和菲律宾看到了类似的权力争夺。相比之下，一旦危机过去，美国往往会将权力交还给社会。军队在1865年、1918年和1945年迅速复员；威尔逊在危机过去几年后将铁路交还给私人所有；9•11之后，根据《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授予行政部门的权力已逐渐收回。

因此，尽管美国一开始可能行动迟缓，但一旦加快速度，它可能就能赶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政府的能力。由于美国的国家权力是以民主程序合法获得的，因此从长远来看，它比其他政权更持久；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可以以中国无法做到的方式，汲取和采用来自公民社会的思想和信息。

此外，尽管联邦制瓦解了权威，但它也为新想法的诞生提供了由50个州组成的实验室。在本次疫情中，与陷入困境的联邦政府相比，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们一直愿意更快、更果断地应对疫情。

民主国家将紧急权力下放给行政部门，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威胁。但是，放权的意愿和权力的有效使用取决于一个前提：信任行政人员将明智和有效地使用这些权力。这才是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这一信任建立在两个基础上。首先，公民必须相信他们的政府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和能力，能够秉公做出最好的判断。能力仅仅与政府是否拥有足够数量的受过适当培训和技能的人来执行各自的任务有关，即从当地的消防员、警察和卫生工作者到政府的执行人员，能否在诸如隔离和救助等专业问题上做出更高级别的决策。

2008年，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绝对拥有信任：其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是一位深入研究大萧条的学者。美联储由专业经济学家组成，而不是由任人唯亲的政治家组成。

第二个基础是对高层的信任，在美国的体系中，也就是对总统的信任。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在各自的危机中都享有高度的信任。作为战时总统，这三位成功以他们自己的身份象征了国家的斗争。乔治•w•布什在9•11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也享有这种信任，但随着他对伊拉克的入侵，民众开始质疑他们通过《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授予他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