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初期，我所在的麻萨诸塞州与广东省结好。因为曾以香港为基地研究广东，并写了一本关于广东的书，我被选为麻州委员会成员，接待来自广东省的官员。又因为我能说一些中文且去过广东，当广东的官员访问麻州时，我协助陪同工作，并与他们成了朋友，包括省长梁灵光、省经济委员会主任张高丽以及副主任杨迈。

一些官员知道我写了《日本第一》，该书在美国和日本大卖。他们认为，如果我能去广东待几个月，写一本关于广东的书，外国人就可以获得更多信息，更愿意来广东投资。当时，他们非常希望获得更多外资。1987年，我作为广东省经济委员会的客人，受邀前往广东七个月。我感到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在广东交朋友的好机会。派来陪我的年轻干部窦新元成了我的好友，从1986年开始一直跟我合作，直到不幸于2018年因心脏病去世。我从窦新元那里受益良多。

在广东时，我得以观察该省各地，看到有些贫穷地区的小孩瘦骨嶙峋、衣不蔽体。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已经能见到改革政策的成果。回美后，我写了一本研究广东省的书，叫《先行一步：改革下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此后的从教生涯中，我认识了多位中国学生，我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视为朋友。我还与一些学生保持联系，并继续从他们那里学到有关中国的知识。

2000年从哈佛退休时，我感到作为一名学者最重要的责任，是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正如在1970年代，我认为需要让美国人更好地理解正在成为竞争对手的日本。我相信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改革开放，因此花了十年时间研究和写出了《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2010至2011年间，在即将完成《邓小平时代》一书时，我开始极度担心中日关系。之前我一直认为，作为哈佛学者，我的主要责任是帮助美国人理解中国和日本各自的发展情况。但到2010–2011年，当发现中日关系变得如此糟糕和危险后，我认为自己应该帮助两国改善关系。我知道两国间存在一些基于历史的严重问题。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希望日本成功。我也有很多中国朋友，我希望中国成功。如果两国可以改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

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因此也有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我是唯一的外国人，既写了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日本第一》），在日本成为畅销书，也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邓小平时代》），在中国也成为畅销书。我认为，如果自己能写一本关于中日历史的书，也许在两国都会有些读者。一些中日专家对两国关系史的了解比我多得多，但我希望我这样一个旁观者，对中日关系进行的客观理解，能对改善关系有所贡献。在接下来的七年里，我阅读了能看到的所有相关书籍，学到了很多知识。我确实希望这本根据个人所学写成的书，既能帮助中日更好地理解彼此，也能帮助西方更好地理解这两个国家的关系。

2012年1月18日，傅高义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与观众讨论《邓小平时代》一书的相关问题（图源：香港中文大学网站）

我还不至于天真到相信只要中日人民互相理解，两国关系就能自动得到改善。美国曾发生过内战，彼此非常了解的南方和北方兵戈相向；在日本，拥有相同文化背景的群体间也曾发生内战；中国也不例外。但我深信，理解历史、直面历史，对那些愿意改善关系的两国领导人是有用的──他们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遗产，一起来解决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人来说，历史问题在处理对日关系方面尤其重要。

现在的中美关系如此紧张，我认为日本可以对沟通中美关系起一点作用，中日关系的改善也有助于减少中美之间的误解。毋庸赘言，今天的中日关系比七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有了很大改善，令我很欣慰。但两国仍存在一些严重问题，希望他们可以找到更多符合双方利益的合作方式，继续改善关系。我希望自己作为学者所做的努力，对那些希望为改善关系做出贡献的两国领导人有所助益。

在本书中，我努力呈现中日双方的观点和立场，并力求准确。希望中文读者发现书中关于中国的表述大体准确，也希望本书对日本角度的表述，能帮助他们理解日本人的想法，更好地与日本人打交道。

在1980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几个月的访问学者，期间认识了很多中大的教授，以及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2010年《邓小平时代》即将杀青时，为了出版中文版，我联系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他们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其领导层具有全球出版人的宽广视野，对中文出版业了如指掌，工作人员极富专业素养。因为出版《邓小平时代》时的合作极其愉快，我对出版本书的中文版自然也不作他想，直接联系了甘琦社长。

在我长达六十年的著述生涯中，曾有过很多优秀的同事，担任我的研究助理和编辑。但从来没有哪一位合作者比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叶敏磊女士，在史实核对上做得更多、更认真、更专业。她和本书译者毛升、特约编辑林少予先生一起，不辞辛劳地工作了八个多月，对译本进行逐行译校、核对史实、查找引文出处，并邀请多位专家校读译稿。我很感激他们的付出，读者也一定能从他们的努力中受益。在此我特别致谢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优秀的编辑团队，这是一支梦之队。和《邓小平时代》一样，在甘琦和林颖的出色领导下，他们尽心尽责地工作，使译本更准确，更富学术价值。

傅高义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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