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高义】

我自小就认识到战争的严重性。我的父亲是犹太人，他从波兰来到美国。而他的两个姐姐与丈夫和孩子留在波兰，最后都死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当1945年二战接近尾声时，我十五岁，那时我们学校的初中和高中部在同一幢楼里。比我高三个年级和更大的男生几乎全去了战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我都认识。那时美国刚开始有电视机，但获取新闻主要还是靠收音机。我们每天收听新闻，希望听到胜利的消息。家中有儿子上战场的邻居，都在窗口挂上小旗，一颗星星代表一个正在服役的孩子。和邻居一样，我们都期盼着他们能平安归来。我们中学有好几位学生死于抗击日本的太平洋战争。

战争结束后，我们都深信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避免再次发生战争。战后不久，我上了大学，同学中就有参加过二战的退伍军人。有大学老师教导我们，为了防止战争，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其他国家，学会跟它们合作。战后，我所在的学校及其他大学，都增开了有关外国的课程。这样做不只有利于外国，美国也能受益。我们认识到，为了让美国人生活在和平中，就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保持更好的关系。

二十一岁时，我和男同学们都被征召入伍，准备前往朝鲜打仗。我接受了为期四个月的作战训练。有些共同受训的朋友战死在朝鲜，而我幸运地被派到美国的一所军队医院，服务军队里的精神病人。因为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意思，战争结束，退了伍，我决定攻读社会学和精神病理学的博士学位。

我始终记得二战即将结束时得到的教训，那就是美国人要生活在和平中，就需要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这就需要对其他国家的人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快写完博士论文的时候，哈佛大学的佛洛伦斯·克拉克洪（Florence Kluckhohn）教授对我说，你的见识还不够，因为你从没出过国。她告诉我，想对我们自己的社会有深入的理解，就要出国去感受文化差异。她建议我去日本，并帮我申请到为期两年的博士后奖学金，第一年学语言，第二年访问日本家庭。我将此视为一个了解外国人的机会，马上就同意了。

读研究生时，教授们都鼓励我们将深度访问作为了解其他文化的方法。要真正了解某种文化，我们必须真正熟悉为该文化所化之人，并像他们那样去看世界。这也是一个交朋友的方法，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研究而言，都是值得的。此后，我一直在用深度访问的方法。我在1958至1960年间认识的日本人中，不少已经离世。我跟那些在世的人仍保持联系，当我去日本时，也会去见他们的孩子。为了了解日本社会的变化和保持友谊，我每年都去日本，这有助于我理解究竟日本人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社会。此外，有很多日本人来哈佛读书。我教过不少优秀的日本学生，并跟其中的大部分人成为好友。我是他们的老师，但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有些学生已在日本担任重要职务，我一直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我相信，这些友谊使我能更深地理解日本。

另一位对我的思想产生影响的教授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认为，要理解另一个社会，必须了解该社会的所有主要方面，包括政治结构、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以及来自历史的核心价值观。我仍然相信努力了解一个社会各种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在研究日本时，我尽力去了解日本社会的各个主要面向，并将获得的总体性认知和我所认识的日本人的看法结合起来。

1960年，我从日本回到美国。在和一位从前的老师谈论未来规划时，他问道：“你去研究中国如何？”我之前从未想过这个问题。

他解释说，令任何想与“红色中国”沾边的人恐惧的麦卡锡时代正在终结，好几所重点大学正准备加强对现代中国的研究。在麦卡锡时代，哈佛曾开设一些中国历史、文化、语言的课程，但因为怕遭到强烈的公众反对，没有开设有关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人类学或法学的课程。1960年代初，负责挑选新教员的哈佛资深教授们认为，那时美国的资深学者中无人具备足够的学识，可以胜任这些学术领域的教授职位。因此，裴泽（John Pelzel）和费正清（John Fairbank）等决定挑选一些拥有博士学位、有兴趣研究中国的年轻人，让他们将关于中国的知识与自己学科的特殊方法相结合。如果这些年轻人能胜任，或许就可以保住教职。

我说，如能允许我继续从事日本社会的研究，我对这个工作有兴趣。

就在我与裴泽谈话的那天，他给费正清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背景。在四十八小时内，我得到了为期三年的博士后资助，用于学习中国语言、历史和经济，为研究中国社会做准备。如果我的表现令人满意的话，就可以在哈佛教授相关课程。两年后，我去香港待了一年，访问曾生活在中国大陆或常去大陆的人。从香港回美后三年，我完成了书稿《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几个月内，教授们通读了书稿，参加了一些我按要求做的讲座。1967年，我被哈佛大学授予教研中国社会的终身教职。

傅高义与朱镕基（图源：澎湃新闻）

我在哈佛的工作是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社会。我第一次获得前往中国的签证是在1973年春，作为一个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在中国待了三个星期。访问的一项内容是会见周恩来、乔冠华、周培源、郭沫若和费孝通等人。1967年春，我在哈佛首次讲授关于中国社会的课程。1980年，我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待了两个月，这也是我首次能在中国某个地方待久一点。我开始与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