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领袖鼓励留学与推动现代化

与清朝规模有限的洋务运动不同，明治日本在政治、社会组织、经济、教育和军事等各个领域推行全面现代化。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到来马上在全日本引发了如何应对西方的讨论。到1861年，幕府将军得出结论：日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西方。来自萨摩、长州、土佐等西南强藩的青年义士，愤于国耻，于19世纪50年代末开始聚会议事。1868年2月，以萨摩和长州藩兵为主力的几百名倒幕派青年武士从京都出发，东征江户的德川幕府。幕府重臣意识到他们已失去各藩支持，与倒幕派达成“无血开城”的协议，同意还政于明治天皇，以避免国家陷入毁灭性的长期内战。

明治天皇

1868年4月6日，十四个月前即位的十五岁的明治天皇睦仁登上神道祭坛，率领百官向天地神明宣誓献祭。一名官员代表天皇宣读《五条御誓文》，表明“万机决于公论”，并将“广求知识于世界”。此后很多根本性的变化均以天皇名义发布。1869年，天皇在列队的簇拥下从京都迁往东京，东京正式成为新首都。

五条御誓文（五箇条の御誓文，ごかじょうのごせいもん）是日本明治天皇于庆应4年阴历3月14日（1868年4月6日）发表的誓文。明治天皇亲率文武百官在京都御所的正殿紫宸殿向天地、人民宣誓，揭示国是方针，堂堂开启了明治维新的历史序幕。

发动维新的武士们同意，为保存日本，不仅要依据新的国家行政机构废藩置县，而且要正式废除赋予武士特权地位的等级制度。1871年废止藩地，由东京直接控制的府县取而代之。士农工商这一等级制度也被废除，武士不准再佩戴代表特权身份的刀剑。明治维新最初几年，武士还可以获得俸禄，不久俸禄停发，以现金或债券的方式一次性偿清。天皇诏令拥有的政治合法性，使日本在没有引发革命的情况下实现了根本性变革，垂死一搏的1877年萨摩叛乱（即西南战争）也很快被镇压了。1869年，天皇御所搬到东京。到1877年，所有政府部门和外国公使馆都在东京落脚。

西南战争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反政府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西南之役的结束，亦代表明治维新以来的倒幕派的正式终结。

日本向外国学习的规模远超中国，他们利用海外考察团的方式在明治时期的领袖中建立了共识，其中岩仓使节团尤为重要。早在1860年，幕府将军已经派了一个使节团前往美国。但在1868年，新的明治政府的领导人开始规划规模更大的海外考察团，即岩仓使节团。

使节团由岩仓具视率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担任副使。当其回国之时，一般认为他们会在政府中担任主要领导角色，结果也的确如此。使节团正式出发前，曾先行派人考察美国、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东南亚以及中国，以作准备。岩仓使节团于1871年12月出发，访问了十五个国家，于1873年9月回到日本。除了会见各国政要以及学习访问各国的政府体制外，考察团分成多个专业小组，分别学习工厂、矿山、港口、铁路、研究中心、实验农业站、大学、中小学、军事基地和兵工厂的发展。一个国家派如此多的年轻官员，对其他国家进行如此长时间的考察，可谓前无古人。

行程的最后一站是上海，岩仓使节团到达时已是同治朝末期。使节团成员在上海待了不到三天，当地最高级别的官员陈福勋准备了精致的接风宴。自1862年“千岁丸”之行后，日本官员陆续访问上海，因而此次在上海的见闻并未给岩仓使节团成员带来太大的震撼。相反，看过工业化给欧美带来的奇迹后，这些访问者对中国落后的程度大感吃惊。使节团的主要行程记录者久米邦武记载了自己对上海的印象：“下水不通，溲溺漂流。其内居民，居止恬然。” 久米知道日本人基于过去的印象，对中国人的教养保有美好的幻想，他试图纠正国人的观念：日本人“想象支那人皆文墨品藻之士，现对彼地所获之古董、书画、诗文仍持贵重崇尚之习惯。⋯⋯抑清国之学，不振已久，虽高名之士，其才艺未必尽足贵，况坊间之俗诗书古董。”

1850年代的外滩。1862年（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6月13日（阴历五月六日）上午，一艘前桅挂荷兰旗，中桅悬米字旗，后桅才是日章旗的商船驶入了黄浦江，停泊在上海港码头。这艘名为“千岁丸”的商船，成为德川幕府实行锁国政策200多年来，日本官方正式派遣来华的第一艘日本船只。而这艘船上的乘客也留下了堪称丰富的文字记录，使得后人得以一窥当时日本人对上海及中国的看法。

在唐朝，日本人能从中国学习的东西不胜枚举；但到1873年，岩仓使节团成员感到中国能让他们学习的地方乏善可陈。很多成员仍然希望中国、日本和朝鲜能够携起手来，共同抵抗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有些成员已开始怀疑是否有这种可能性，中国落后如此之多，又如此混乱，既缺乏响应西方的有效策略，也没有英明的领袖。和搭乘“千岁丸”访问上海的日本官员一样，岩仓使节团成员对赤贫的中国百姓表示深刻的同情。这是一种因为共享同一种文化所产生的亲情，是对伟大的中国文明在19世纪遭遇不幸的感伤，也是希望中国的状况可以得到改善的期许。

使节团回到日本时，编修官久米邦武将其出使日志的笔记编为五册，报告岩仓使节团成员考察所学。这五卷笔记成为讨论日本该引进何种变革的基础读物之一，此后陆续编纂的有关此次考察的书籍则被用作制订工业政策的指南。日本还增派更多的考察员出国，对某些议题进行更专业的学习。

久米邦武，1871年随岩仓使团赴欧美考察，1878年出版《美欧回览实记》5册100卷。

使节团成员坚信，要将现代化带到日本必须进行深刻的变革。旅途中，他们有机会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变革对日本是合适的。关于应该设计什么样的改革计划，他们在回国前已经开始达成共识。回国后，使节团成员在政府中被委以要职，得以着手策划建设现代国家所需的机构和项目。他们就具体议题而言分歧众多，但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相关议题形成如此深入和广泛的共识。

明治天皇当政时，中朝两国也和日本一样，均由年幼的皇帝统治，但他们中没有谁在成年后能获得明治天皇那样的权威。在中国，同治帝在五岁时登基（光绪帝四岁登基），但在他亲政后权力仍掌握在母后慈禧手中，而慈禧及其幕僚反对彻底重组政府。1863年，十一岁的朝鲜高宗即位，其父大院君仍然在世并手握大权。1873年后，高宗与闵妃（即明成皇后）及闵氏家族暂时将大院君边缘化，但保守派的大院君仍然保持一定的影响力。相反，在日本，年青武士们受岩仓使节团途中所见之启发，以天皇的名义大胆地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868年，资深顾问们开始辅佐明治天皇，为其成年后代表日本最高权威从容地应对各种问题做好准备。

明治维新时代的日本

本文摘自傅高义著《中国与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第3章：应对西方挑战与重建中日关系（1839–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