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高义】

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中击败中国，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Matthew C. Perry）于1854年打开日本国门。这两件事发生后，亚洲再也无法偏安一隅，开始成为了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西方对中日两国的直接威胁，既在于军事安全，也在于西方人垂涎中日的经济资源。为了有效回应这些威胁，中日不得不找出能征召更多士兵并且训练他们的方法，也必须建立工业基地、铺设通讯交通网络。

中日两国都需要能汲取更多资金的征税制度，需要拥有新专业技能的现代官僚制度，需要实现教育的普及化以训练国民掌握新技能，更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集权领导制度来对付已经固化的利益，并协调好各种新发展。对于那些因循守旧者，威胁不只来自西方，也来自国内试图革新的人。1882年，中日两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打赢了第一回合。但是到了1895年，日本在克服国内抵制势力、实现全面现代化方面比中国做得更成功。在接下去的一个世纪，日本在两国的关系中处于更强势的地位。

日本在响应西方挑战方面的优势

比起中国来，日本具有一些天然的优势，使其可以更快地应对来自西方的大量挑战：一个只有四个小岛的小型国家，更容易形成全国性的一致响应；便利的海上运输也使各地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更方便。而在中国，直到19世纪70年代铺设第一条电报线之前，政府文书从国家的一端传到另一端需要将近一个月之久。

日本地图

长期以来，身处小型群岛的日本人对于来自海上的威胁更加敏感。这种不安全感使他们渴望获得更多来自海外的信息。而中国统治者总是担心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较少关心隔着大海的外部世界。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0年，江户的幕府将军就开始派遣使节团出使海外，向其他国家学习如何进行现代化改革，就像日本在七、八世纪派遣使节团去中国学习一样。中国统治者则对自身的伟大文明充满自信，从不热衷于向其他国家学习。

日本是一个领土更小、同构型更高的国家，从而更容易统一。中国人口要多得多，族群也更多元，包括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藏族，以及其他拥有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族群，更难形成统一的国家政策以及维持内部和谐。清朝的统治者对不同的族群聚居地区因俗而治。客家人是某些地区较晚迁入的人口，其后代常常对原住民的后代抱有疏离感，也更容易成为叛乱者。到19世纪，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是生齿日繁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由此激起了太平军之乱、捻乱和回乱。镇压起义又耗费了政府的时间和精力，使其无暇响应来自西方的挑战。

清军与捻军作战图。捻军（1853年——1868年）是一个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与太平天国同时期。捻军起义从1853年至1868年，长达十五年，其历史分为两个阶段。自1853年春至1863年3月为前期捻军，此后为后期捻军。1865年，清朝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中伏被全歼之后，清朝倾全力对付捻军，动用团练湘军、淮军及数省兵力，利用地形，“画河圈地”，后分为东、西二捻，西捻为左宗棠所平定，东捻乃李鸿章所灭。

与清朝相比，德川日本的体制更鼓励地方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尽管个别中国人在文化、科技上有出色的成就，在19世纪中后期，当中日两国开始向西方开放时，平均来说，日本各地的教育和经济基础都要比中国好。

至19世纪末，日本男性人口的识字率估计已达到五成，高于中国的水平。那些曾在首都待过一段时间的各地青年，将来若是成为其所在地区的领导者，则会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发展出跨越领地的友谊。而中国的年轻人只有在北京准备科举考试时得以见面交流，其共有文化基础更加薄弱。

中国领导人对本国的实力要自信得多，不像日本领导人那么害怕外国，因此也没有日本那种要从国外引入新制度和新技术的紧迫感。对日本迅速现代化贡献最大的因素，或许就是有组织地搜集外部世界的信息、对这些新信息加以分析，并随时准备据此作出改变。

在德川时期，长崎收集资料的部门为日本提供了应对外国人的经验和外国事务的知识。为捍卫保护国家利益，德川日本比清朝的中国更渴望获得信息，对信息的分析也更加系统化。在长崎为日本人工作的荷兰官员奉命查问到港的每一艘船的船长，以获取外部信息，他们也必须向江户的将军撰写报告。

德川幕府的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德川幕府（日语：とくがわばくふ；1603—1868年），又称江户幕府（えどばくふ）。1603年由德川家康在江户（今东京）所建的幕府。至1868年德川庆喜被迫开城为止，共经十五代征夷大将军，历时264年。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佩里率军抵达日本，逼迫幕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引发倒幕运动。1868年德川幕府彻底垮台。

居住在长崎的中国人也为日本人提供了了解中国时事的窗口。当西方人开始来到日本，日本人又借助长崎的中国人，了解西方在中国的所作所为。位于九州岛和朝鲜之间的对马岛，是日本了解朝鲜的一个基地，通过朝鲜又可以了解中国。通过北方岛屿（即今北海道）的松前藩可以了解俄国，通过九州岛的萨摩藩岛津氏则可以了解琉球群岛。

1842年，中国士大夫魏源完成了《海国图志》，汇总当时有关西方国家的信息。该书有很多不确之处，比如对西方政府体制的描述，但也包含了很多有用的信息。日本人对该书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于来自西方的挑战的担忧。不久，魏源这一著作的日本读者的人数就超过了中国人。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到达日本时，陪同他的美国官员很惊讶地发现，“锁国”中的日本领导人对世界地理以及西方科学和工业的最新发展（比如蒸汽机）居然了如指掌。

魏源与《海国图志》

佩里及其舰队在1854年迫使日本打开国门后不久，日本领导人即认识到，长崎这个窗口可以提供的信息已无法满足其学习新知以应对外部世界的需求。

美国首任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于1856年7月抵达日本，那时的日本已经几个世纪没有遣使出访了。哈里斯抵日三个月后，一位幕府官员对他说：“我们很快就会造出你们那样的船只，到时我们就能以适当的方式访问美国了。”1857年底，幕府高官堀田正睦写道，日本的政策应该是“建立盟友，派遣船只与各国贸易，学习外国人最好的东西以补足我们的缺点，壮大国力。⋯⋯”中国的统治者则不认为自己有缺点，对学习西方也不热心。

堀田正睦（生于1810年8月30日，卒于1864年4月26日），他是江戸末期下总佐仓藩5代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