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冯象】

这是一本新书，《我是阿尔法》，封面画着两个人：机器人高出一头，向人类伸出手来，可是那个抬头仰视的人身子僵直，不愿握手。

“原本草稿上，两人是一样大的。后来我建议机器人大点，人小点。”作者冯象先生说。

他说，国内学界讨论人工智能（AI），经常落入一个误区：把AI理解成了自动化问题。可是自动化，从发明轮船火车开始，产业升级“腾笼换鸟”的挑战，是人类社会一直在应对的，至少有200年了。人工智能之所以值得探讨，是因为地平线上升起了两片阴霾：大失业同AI军事化。终极的威胁则是，发展下去，人类可能会面临一个远比自己聪明的物种，其行为、性格与思想意识人绝对无法理解。这，才是新问题。

已故的麻省理工教授明斯基（Marvin Minsky，1927—2016），人称AI教父，曾说：“智能的力量源于我们自身广博的多样性，而非某种独一无二的完美原则所赐”（The Society of Mind,1986,p.308）。在他看来，本质上，人的感情和心理意识跟演算、逻辑推理没什么不同，都是智能的表现形式。人们引以为傲的各种智能，都可以还原为神经元相互作用的过程。

今天，有了大数据的条件，机器学习和神经网络研究突飞猛进。机器可以撇开“人类标注样本”或人的学习模式，自己寻找规律；或者基于海量的数据集，自我学习，实现升级。围棋机器人AlphaGo Zero经过三天自学，左右手互搏，下出来的棋，聂卫平估计，棋力高达三十段。这是人类的顶级（九段）选手如果不借助机器，穷其一生也难以领会的棋艺。

“如此精密复杂的机器智能，若是拿我们现在的法律规范跟教义学说，例如私法上的主体客体、侵权责任的认定标准，用这些教科书概念来讨论人机关系，分析各样后果，肯定是徒劳的。同样，人机伦理不能停留在抽象观念的推演建构，而应立足于人类社会在21世纪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想象人机关系，即想象人类的未来”。近日，冯象接受《文汇学人》采访，谈论了人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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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报：冯先生，我们先聊聊一则新闻，苏富比拍卖涂鸦艺术家Banksy一幅名作。小锤落下，买卖成交，那幅画却逸出画框，自行切割成了布条。画家说，他在画框里藏了个机关，意在抗议资本市场拍卖艺术品。没想到，拍卖品这么“毁掉”，身价反而更贵了。

这令人想起人类学家喜欢讲的一个故事：部落祭礼半当中，突然跳进来一头老虎，搅乱了仪式。可是不一会儿，老虎就被纳入了这场仪式。换言之，部落祭礼具有很强的阐释性，连危机也能包容。是否资本主义体系也有这个能力，可以消解形形色色的反抗呢？

冯象：对，谁也不知道这家伙是谁。他小心翼翼从不露面，而且搞了这么个机关，巧妙地“骗过”了拍卖行，做得非常漂亮。不过问题也在这儿——看上去像是造反，实则并没有逃脱被市场机制收编、为文化冷战利用的命运。

此类反抗，从毕加索开始，套路都差不多。当然毕加索厉害多了，“造反”的范围广，劲道大，还参加了共产党。徐冰先生说，当代艺术是“一块像癌细胞一样的东西”，寄生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大的利益结构之内”。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寄生体不可能改变宿主的利益结构，反抗只是一种姿态。“那姿态其实是宿主体制运作的需要：那大体制需要一些癌细胞似的话语，包括行为艺术大腕儿什么的，来营造异见、贬低道德，或改写历史、转嫁责任”（《我是阿尔法》，页72）。

文汇报：但您认为，真正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体系的，是人工智能。为什么？

冯象：人工智能的近期风险，首先是“机器换人”，波及的行业有增无减，故称“大失业”；再有就是AI军事化。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这趋势是无法控制的。竞争太厉害了，谁也不敢落后；谁不机器换人，不军事化，谁完蛋。这两样，人类过去没经历过，一个非常痛苦，一个非常危险。

危险，还因为AI技术不仅是“大国重器”，同时也跟日常生活搅在一块儿。智能终端（如手机）渗透了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家庭内外，而且一刻不停，永远在记录，在挖掘，在上传。

如今我们常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通过机器跟另一个人接触：打招呼、聊天、点赞、炫酷或者骂人吵架。人与人直接交流的范围在萎缩，而人机捆绑（包括人—机—人模式）的范围在扩大。直至我们每个人像一片电脑插件，插入一张无所不包的天网，由它发布的最新应用程序（App）来组织安排每日的生活。

文汇报：这样一个通过机器和他人发生关系的智能社会，从法学角度看，有什么特点呢？

冯象：传统上，西方式法治社会是这样的，颁布法典，做到“有法可依”还不够；必须通过大众文艺和媒体反复灌输一套“真理”，诸如宪法至上、司法独立、“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之类，让老百姓内心形成规则意识，法律（包括恶法）才能得到普遍的遵循。不然，有法不依，法不责众，法治就成了皇帝的新衣。

这好好干资本主义的规则意识，便是韦伯所谓资产者/发财奴的伦理，美其名曰“新教伦理”。不过，他是反果为因，说颠倒了，以为人是为了获拯救，才干下地狱的勾当即发财的。可其实呢，“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马可福音》10:25）。

智能社会不同，它是数码规则引领潮流，算法制定，硬性的。硬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大多是商家行为，无须走政治程序酝酿论辩、表达民意，也不靠公众/用户的内心约束或法治意识。你看我这手机，没有下载打车软件，我就被排除在了打车出行的硬规则之外。如需打车，就要请年轻人帮忙，获准进一趟硬规则世界。

中国社会，虽然宣布了法治“初步建成”，似乎还是硬规则占优势。相对本本上的法条或软规则，国人显然更认可“物理规则”。比如单位入口的路障、马路中央的隔栏，没有这些物理屏障即硬规则，光是立一块牌子，贴一纸告示，怕是不起作用的。

这个现象，应了一句流行的口号，“法无禁止皆可为”。意谓凡法律（软规则）缺乏执行力的地方，什么事都做得，从高铁霸座、P2P骗局到“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常有人怪罪国人的民族性格。

但回想起来，硬规则兴盛，软规则衰落，肇始于新时期，上世纪80年代，是跟整个社会的职业伦理、政治伦理的变化同步的。因为之前，总体来说，人比较规矩。不像现在，家家户户门窗安得比动物园的铁笼子还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