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第一次参加欢迎美国总统的上海市长酒会

1998年6月下旬，克林顿总统携夫人希拉里与女儿切尔西访问中国。当时，刚刚发生过台海危机，中美关系正经历严峻考验。就地区形势而论，1997-98年金融危机尘埃未定。而从全球视角看，美国决定北约东扩，世纪之交的大国关系正进入与冷战终结初年不太一样的崭新格局。

记得这是在初夏的一个傍晚，我接到通知，参加徐匡迪市长所举办的欢迎克林顿一行访问上海的正式酒会。地点在刚刚落成的上海博物馆圆形大厅。那天，作为国际专家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苏珊·秀克（Susan Shirk）先到会场。她一进会场便对我们几位上海国际问题学者说，今天克林顿总统非常兴奋。因为，克林顿在虹桥机场一下飞机后，上海方面不是按照最便捷路线，把车队直接拉到南京西路克林顿下榻的波特曼酒店；而是把车队引上了延安东路高架——当时的这条高架有一个非常出挑的景点，那就是延安东路外滩著名的“亚洲第一弯”，顺着下滑的高架斜坡，由高而下地将浦东、浦西人间美色尽收眼底。此时，正值华灯初上，上海街头一片辉煌，克林顿总统为此大感兴奋。尤其当车队从中山东一路拐进当时还不是人行通道的南京东路之后，上海市民颇有礼貌地自发向总统车队招手。克林顿在车上此时已按奈不住激动，频频向市民挥手致意。然后，车队才折向南京西路波特曼酒店。

徐市长主持酒会开始。克林顿致辞。他是从西装里边的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小小的讲稿，看来是有备而来。他说“尊敬的徐市长，实际上在来上海之前，我们已经听说了您的故事”。克林顿说道：“听说，当时上海的老市长朱镕基先生曾经找您谈话，说是要想请您担任上海计划委员会的主任。但是，您说，恐怕不行。为什么？您说，您不喜欢计划经济。然而，当时朱镕基市长回应，‘我就是想找一位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来担任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全场哄堂大笑。这就是在当时国际危机硝烟未烬的背景之下，中外高层间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交流。

九、第一次参加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是在2004年建立，主要是为面向西方政要高官展开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平台。迄止今日，已正好二十年。本人是在2006年有幸受邀成为这一论坛的参与者。当时，除了日本之外，还没有其他来自亚洲的学者。当时的瓦尔代论坛并不是像今天那样的大型集会式的论坛，而是三、四十名国际专家都围桌而坐，与普京总统边用餐、边交流；还可以在小范围的咖啡茶歇与小径散步，抑或是十余人的圆桌晚宴。总之，与普京总统本人有比较方便的交流沟通的机会。

该年秋天，瓦尔代论坛在索契举行。可能是因中国学者第一次到场，不光大家比较关注，普京也格外礼遇。对话之际，因想对总统提问的人多，所以，普京往往会做一个选择。而记得当时我刚一举手，普京不光马上注意到，而且向我示意。我提出的问题是关于上海合作组织的今后内部与外部发展的趋势。普京听着，但看来一脑多用。他一边听，一边又回应说：请您稍等，让我先对刚才已回答的问题，再补充几句。然后，普京微笑着折向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请允许我在回答中国教授提出的问题之前，先透露一个我的小小的秘密。看大家兴趣盎然，普京接着说，“你们不知是否知道，上世纪90年代，当我担任圣彼得堡副市长的时候，我是负责对外经贸工作。而上海是圣彼得堡的姐妹城市，因此每两年我会按照约定飞往上海。而每隔两年，当我在上海的机场降落，我会突然发现上海在这两年中又经历了巨大变化。当时看到这一切，我真的是感到神游天外。我真不知道，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城市能够像上海那样，如此迅速地改变面貌。”普京话音未落，全场的眼光都投注到我这一边。记得在会后，美国哈佛大学的俄罗斯中心——这是一个非常老牌的权威研究机构——的主任提莫·寇顿教授情不自禁地对我说：怎么总统先生对你们上海有如此高的评价？

以后的很多年中，尽管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是，每年瓦尔代论坛上，参会者都可以听到普京对于中国、或者是中俄关系的评价。而且，每次这样的评价虽然都有新的内容，但是，其基调始终友善真诚。

十、第一次公布与布热津斯基先生的一段对话

2010年雅罗斯拉夫论坛上，我与参会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一番对话。当时，俄罗斯梅德韦杰夫总统执政，美国奥巴马总统还正在“重启”对俄关系。布热津斯基先生在论坛发言中公开主张，现在，是到了由北美、俄罗斯、西欧、斯堪的纳维亚共同建立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他讲完话，走下论坛后，我们便一起步入餐厅。因为，在此之前与布热津斯基先生有过沟通，他一边走一边主动地问我：“您是从中国来，您对我今天提出的这个论点有何看法？”我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主张成立‘北半球民主共同体’，那么，您打算把一些正在学习民主、实践民主，但不一定是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作何处置呢？”布热津斯基先生当即回答说：“我曾经主张G2，你们不接受。那么，你们可以同伊朗、印度、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一起来组成另一个联盟”。当时，我回答：“您不担心这样来组建另一个联盟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吗？”说到这里，布热津斯基先生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对我说：“今天我们的对话是属于私人对话，请不要见诸媒体”。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就入席开始了晚餐。

一直到布热津斯基先生去世之前，我履行承诺，十年来从来没有公布过以上我们这一段对话。现在，一方面因老先生作古数年；另一方面，有人说，布热津斯基先生曾主张过的观点，可能会重新成为现实战略选择。因此，对此做一介绍，便于理解当下的事态。值得指出，虽然，布热津斯基有着上述主张。但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布热津斯基观点有所变化。面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恶化，与其说，布热津斯基依然恪守“民主共同体”之说，还不如说，在其晚年，他更加突出和多次强调的是“中俄美三边合作”这一命题。我觉得，布热津斯基先生本身思想的微妙变化，就是一个值得探讨、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这是在全球转型的“再转型”中的一个小小的、但值得深思的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