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对“人民外交”的第一次表达尝试

那还是1989年春天，中苏关系尚未恢复正常化，而戈尔巴乔夫即将开始他访华的“破冰之旅”。事后，我从文献中得知，戈尔巴乔夫为此行做足了功课。他在起飞前对身边同事说，“我们要像年轻人对于前辈长者那样恭敬地前往请教”。而中方也在积极准备。当时我所在机构上海苏联东欧研究所领导的姜琦老师，被安排接受一次重要采访。事前他听取意见时，我提出可以尝试用“人民外交”的说法，来表达中苏两国人民对两大邻邦关系正常化的期待。我从苏联回国不久，我所在苏联学术教学机构对我们的盛情接待，苏联老百姓对于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两国年轻专家与学生交往当中的美好回忆，特别是我的苏联导师对于我无微不至的关照与帮助，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包括，当时国际列车进出中苏边境之时，都会在二连浩特换轨时停留。不光为了解除一个星期的长时间坐车后的劳顿，而且，也在当时冷战将近终结，中苏有望解冻的国际氛围之下，满车的中苏两国老小旅客，一起下车，热情奔放地互相邀请，在月台上便跳起了交谊舞。这种在普通人之间渴望交往的友善情愫，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正是这样的体验与记忆之下，我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人民外交”的说法，希望对尚未完全解冻的中苏关系有所推动。姜琦老师说：“非常好!”于是，一篇以“人民外交”为主题，以化干戈为玉帛为本意，呼应中苏两国领导人握手言和的采访稿，在戈尔巴乔夫来访前夕，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

到了若干年以后的上海文汇讲堂上，为李肇新外长的一次重要讲演作副手，有幸的是，我们还是围绕＂人民外交＂这个主题展开对话。但是，这一次主要是李外长讲述他在美国展开＂人民外交＂的故事，而不是对苏联而言了。

六、政策咨询的第一次尝试

国际研究这一领域，在扎实研究基础上的政策咨询有着相当重要性。

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局势一波三折。震惊世界的“8.19”事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当时的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国防部长亚诺夫、内务部长普戈、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全苏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全苏企业与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联合会主席季贾科夫等8位联盟中央高层官员，于1991年8月19日突然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了在索契度假的戈尔巴乔夫总统及其家人，在全苏实行宵禁，企图阻止继续实行他的激进改革路线。当时的局势异常复杂。对于此事如何判断，当时在国内有过一些争议与不同的判断。

鉴于在苏联较长时间的学习与生活体察，回国后始终保持与苏联专业人士广泛交往，包括8.19事件突发后的密切跟踪研究，发现“8人委员会”当时并未得到各界广泛支持。于是事发后两天，我们提出：8.19事件还将会发生重大反转。此后进程证明了这一判断符合事态的后续发展。据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陈昕告知：曾任上海市政府领导的汪道涵先生，向他谈及我们对“8.19事件”的判断得到了决策层重视，对中方立场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陈昕转达中还提到，汪老注意到我们及时提出了这一重要判断，又不事声张，十分低调。在此之后，汪道涵先生在很多年中全力支持我们的俄国研究。华东师大人文学院、后来的俄罗斯研究中心、与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的十余年中，几乎每年都在上海举行全国范围的专业研讨会，探讨苏联解体以及相关重要议题。这成为当时的中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

七、第一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

90年代初，中国改革与开放进入新阶段，对国际交往与研究都提出新的要求。当时，我受命任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一直想组织专业的国际会议。但因学校财政有限，未能如愿。直到1994年，经时任联合国开发署官员的赖尚龙先生的帮助，也在香港浸会大学黄枝连教授以及香港客家总会的热心相助之下，由上海物资贸易中心免费提供国际会议场所，终于举办了一场题为“欧亚大陆桥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国际研讨会。新华社老领导、本身也是资深国际专家的李储文先生以及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亲自到会致辞，来自亚、欧、美、国内各地以及本校的共五十余位专家云集一堂。我记得，这是华东师大的文科在改革开放以后所举行的第一次大型国际研讨会。这次国际会议之后，我们机构和国内同事组织过很多次国际会议。场面越来越大、规格越开越高、水平与见识自然也不断提升。但是，几十年之后回想起来，

忘不了的，还是这第一次。因为，这次大会倒也是体现了中国学术界改革开放的一般路径：海外华人学者首先倾力推动中国大学对外交往；研讨会主题一般是紧随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步伐；而且，大学资金拮据往往要依靠企业的帮助。因此，不光这次大会，而且我们学院、学校的国际交流的起步，都得到了他们的帮助。